“一带一路”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作者 周农建

摘要：北京的经济谋士们也许需要考虑的是，一带一路计划，虽然因消化了过剩产能而有可能为中国带来近期的利益，但长远而言，则可能是以自己的资金和力量扶植了经济竞争对手，而“自挖墙脚”。

一带一路，全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北京于2013年开始倡议和主导的跨国经济带计划。其主要路线，一条是从中国东南沿海出东南亚，经南亚、非洲，到西欧。另一条是从中国西北出中亚、西亚，经中东、东欧到西欧。

内部人士和海内外观察家认为，北京推出一带一路计划的真正原因是：中国目前产能过剩，国内市场已经饱和。而新兴市场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仍然落后。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透过资本输出带动消化过剩产能，既可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又可扩大自己的区域经济影响力，掌控国际贸易主导权。

这种解释与官方宣传大致吻合。据官方介绍，一带一路计划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力图实现沿线区域基础设施更加完善，更加安全高效，以形成更高水平的陆海空交流网络。同时使投资贸易的便利化水平更有效的提升，建立高品质、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域网。以使沿线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政治互信更加的深入，人文交流更加的广泛，等等。撇开那些精致的修饰性语言，从官方介绍中可以看到，其中一个核心表述是“实现沿线国家基础设施更加完善”。

所以，用直白的话来说，一带一路计划，其实就是用中国的钱和中国的基建队伍，为沿线国家搞基础设施建设。

迄今，对于一带一路计划，除了中国体制内一边倒的称赞性评论之外，外界的评论概括起来主要有几点：

一是认为，中国应当首先将自己的事情办好，而不是向国外撒钱。因为中国仍然是一个人均收入很低的国家，贫困人口多，许多地方尚待开发。有体制外人士甚至将之与当年中国为当第三世界领袖，勒紧裤带，“宁赠友邦”，而不顾国内民生，支援亚非拉国家的做法相提并论。

二是认为，向投资环境恶劣的贫穷和动荡地区投资，风险巨大，像沿线的南亚、中亚、东非等地区的一些国家，政治制度落后，欠缺民主规范，一旦政府倒台，中国大笔投资随时可能付诸东流。而有些地区，恐怖分子出没，伊斯兰极端势力、各种地方势力纠缠不清，在一条自己无法掌控、贫瘠纷乱的域外之路上投资注资，很可能会血本无归。

三是认为，一带一路计划难以成功。该计划首先是以中国本身的利益为中心，欧美国家和日本不大愿意加入，因为该计划对它们并没有好处。有报道指，一带一路计划近来在一系列国家遭受了由地缘政治或财经问题而引发的挫折。从巴基斯坦、坦桑尼亚到匈牙利等，多项一带一路工程近来被取消，就是因为许多有关国家担忧，中国试图通过这些项目对他们加以控制，或因这些工程而受到来自欧美国家的压力。

笔者认为，这三种观点虽提出了一些质疑，但尚不难辩驳。

一带一路计划，作为一种向外消化过剩产能的现象，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国家的力量外溢或扩张的表现，它至少证明了中国经济生产能力已经达到了“外溢”的程度，是国家强盛的一种表现。从这样一点来看，显然，一带一路计划与毛时代那种纯粹出于政治动机，明明国力不济，却“打肿脸充胖子”，大搞毫无经济效益的外援有所不同。

当然，这种经济力量的外溢或扩张，恰巧与中国当局的从“富起来”，到“强起来”，力求在全球事务中扩大中国的影响力，“承担更多责任和义务”，重塑“新型大国关系”的政治雄心不谋而合。因而在一带一路计划的某些具体的项目中，兼有某些政治的考量，甚至被政治考量主导，亦是有可能的。另外，目前，由于中国当局对一带一路计划寄予了极大期望，因而以行政方式推行它，对之实行政策倾斜：凡是一带一路项目，在资金和项目审批上优先考虑，也不足为奇。不过，无论一带一路计划被赋予了多少政治意义，就本质和总体而言，一带一路计划还是一种追求经济利益的经济行为。

至于说中国目前尚有许多贫困人口和落后地区，因而即便有产能和资金过剩，亦应先用于国内扶贫。这涉及到究竟是牟利性质的投资重要，还是福利性质的扶贫重要？是将“蛋糕”做大重要，还是将“蛋糕”分得均匀一些重要？这个问题确实是可以讨论，并最好是能求得社会共识的。

而关于一带一路计划所涉及的投资风险问题，会不会“钱打了水漂”？这固然应当加以防范。大国间的政治博弈、恐怖主义、政局不稳、贫困无偿还能力，等等都可能造成投资失败。不过，凡是投资，总会有风险，譬如投资10个项目，失败3个，成功7个，亦属正常。

笔者要指出的是，撇开消化过剩产能的近期目的，效益和公平何者优先，以及具体的项目风险等问题，对于北京而言，倒是应当考虑一带一路计划对中国经济的宏观的、长远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中国工资水平的快速提升，对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逐渐减少，加上监管、环保日渐苛严，在国际投资家看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和其他优势等正在快速消失。大批外资企业撤出中国，向人力成本更低廉的东南亚、南亚转移。伴随着大批外资企业撤出，中国经济也面临下行的压力，经济增速一再放缓。如何防范宏观经济风险，这已经成了北京不得不考虑的重要问题。

从这一背景来审视一带一路计划，可能会有全然不同的评估与权衡。

像东南亚诸国和南亚的孟加拉、斯里兰卡、印度等国，人口众多，劳动力充足，政局稳定，人力成本低廉，通行英语，互联网信息通信自由，因而成了外资将产业从中国转移出去的首选之地。而即便是对于未曾进入中国的外资，在中国人力成本快速上升的今天，这些国家也是取代中国的最佳投资替代国。

在全球资本总量一定的情况下，彼多此少，外资向这些国家流入愈多，其在中国的份额也就相应减少。所以，这些国家与中国有一种经济上的竞争关系。近年来，欧美日用消费品市场上“MadeinChina"的产品逐渐减少，而越南、印尼、孟加拉等国制造的产品日渐增多，即是明证。

不过，目前这些国家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因而制约了外资转移的速度。一些已经在中国的外资企业，或尚未投入中国的外国资本，虽然考虑到人力成本的低廉，而有向这些国家转移企业或投资新企业的意向，但在比较了中国和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条件之后，或者暂时放弃了，或者尚在犹豫等待中。

而正是因为这些国家基础设施相对落后，所以基建需求大。又因其政局稳定，有经济偿还能力，因而也就成了一带一路计划项目的最佳落地国。

由此不难看出，一带一路计划，对这些国家来说，无异于“借鸡生蛋”。而中国等于是雪中送炭、主动地用自己的资金、技术和基建能力，帮人“筑巢引凤”，为其修路、建港口、搞基建工程。待到其基础设施建得如同中国一样便利，而人力成本又比中国低廉，结果无疑将是：更多的原来还犹豫观望的外资，会加速从中国转移到这些国家。而即便是对于未曾流入中国的外资，在这些国家在基础设施问题解决后，其在引进外资上，也比中国有更大的竞标优势。

问题不仅仅涉及中国境内现有外资的外流，和在全球范围内吸引外资上失去竞争优势。当中国以政策倾斜，支持一带一路项目，这还会导致中国本身的资本以两种方式外流。一是直接用于一带一路项目的资金，二是因一带一路项目改善了当地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而吸引来的中国投资资本。而这些外流的中资，可能会脱离母国的监管。就像当年大量美国资本流入中国，名义上是美资企业，但实际上美国政府对之鞭长莫及。中国人抱怨美国企业拿走了95%的利润，中国只得了零头，而美国人却抱怨中国人抢走了他们的工作。也就是说，这种海外中资，很可能会像那些海外美资一样，逍遥“法外”，“体外循环”。母国境内的工作和税收随资本外流而流失。母国仅徒获虚名而已。

切勿为中国目前尚有外资流入而盲目乐观，这可能只是因为迄今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比那些国家尚有暂时的优势，但这种情况可能会因中国积极主动地帮助完善那些国家的基础设施而很快改变。

也切勿为一些项目的成功而沾沾自喜。追求近利，亦需避免远忧。真有资金和产能过剩，与其用于“友邦”，资助竞争对手，倒不如用于国内扶贫开发，纵无近利，却无远忧。

国家之间有利益之争。纵然不说以邻为壑，暗中拆台，恶性竞争，也没有必要为人做嫁衣。更没有必要以自己的资金、技术和力量，积极主动地去加速“肥水外流”的过程。

总之，北京的经济谋士们也许需要考虑的是，一带一路计划，虽然因消化了过剩产能而有可能为中国带来近期的利益，但长远而言，则可能是以自己的资金和力量扶植了经济竞争对手，而“自挖墙脚”。倘若如此，则其计划成功，未必为喜。而反之，则可能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

忍了46年！美国终于被逼出手了

作者：冷眼

最近这两天的达沃斯论坛很火！全世界政经顶级名流聚会，除了晒妻、天价饭局、门票、身家对比等小报新闻，严肃、枯燥的政经讨论当然还算是主流，贸易全球化和反全球化之争仍然是主要焦点，甚嚣尘上。

三千名流齐聚达沃斯，为未来大国经济进行顶层设计的第一智囊的讲话在世界引起大讨论。改开40周年，特别是在加入世贸的16年里，大国利用自己的人口红利、廉价资源和土地，承接了世界第五次全球产业大转移，风云际会，天一生水，大国无疑是全球贸易自由化的最大赢家，短短十年间成为世界的工厂。如智囊所说，未来改开的力度会超出世界想象？还是撤退速度会超出世界想象？很多人都在讨论，在猜测。

不论是在瑞士达沃斯小镇，还是在社交网络上，“功守道”大师马云都成为了最受关注的焦点。在全世界范围内，对马云的关注度甚至已经超越了苹果公司的库克、微软的比尔盖茨。twitter等海外社交媒体上，“马云语录”正在流行，一句“如果贸易停止，战争就会开始”刷屏了欧美媒体。

杰克马自然有自己的分量，但是如果上升到国家层面，他的分量就显得微不足道，也就是一个传声筒。传的是什么声音？当然是反对贸易保护的声音。

笔者认为，作为加入世贸组织最大的受益者，继续通过这种自由贸易平台为自己赚取天量的外汇，对外展示实力，对内加强管理，无疑更符合这个庞大经济体的利益。

那么，为什么要选在这个时候通过官方（智囊演讲）、民间（杰克马）如此密集发声造势，声援全球化？当然有所指。

导火线——全面恶化的双边贸易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追求贸易顺差的国家，不是好国家。”在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构建的“比较优势进行货物交换实现双赢的”世界贸易理论指导下，现代民族国家在进行贸易的同时，基本都在追求顺差，力求在外汇储备、资本流入、国内就业等方面占得先机。中美都不例外。

2017年春天，美丽的佛罗里达海湖庄园迎来了历史性的会晤。旨在缩减、消除美国贸易逆差的“百日计划”正式出笼，核心其实就是协商通过什么方法来增加美国对大国的出口，目的是解决中美贸易失衡的问题，以避免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爆发全面的贸易战。

要在一百天内，明显缩减或消除35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谈何容易。所以百日计划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急功近利、注定无法完成的计划。对美国而言，川普(特朗普)刚上台，需要大国给出承诺，兑现其竞选时候的诺言，给选民一个暂时的交代；而对大国而言，就是三十六计中的“缓兵之计”。“百日计划”再急切，谈判再艰难，也总比跟美国这个最大的外汇来源“金主”打贸易战好，这可不是大国愿意看到的，最终接受“百日计划”。

然而，一年时间过去了，情况到底怎么样？刚刚过去的2017年，大国对美贸易顺差扩大至2，758亿美元，这超过了2015年创下的2，610亿美元的此前最高纪录。

不过，这一前最高纪录是大国的数据，美国的数据则显示，2015年对大国的贸易逆差达3，670亿美元，今年也同样超过了这一历史最高纪录。计算方法不同导致大国给出的贸易数字与美国给出的不符，但是“百日计划”后美国对华的贸易逆差不降反升是已是不争的事实。

世界围剿打响贸易战的第一枪

“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川普威胁鑫（金三）胖的雷霆怒火已经发作了。一再扬言打击不公平贸易、征收惩罚性关税的川普终于按奈不住，祭出了针对大国的单边贸易制裁法案等系列致命组合拳，空前严厉。

2018年1月17日，川普在白宫接受路透社专访时扬言，考虑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对大国进行一项巨额“罚款”。其依据是美国的“301条款”，川普宣称:“我们在说的是你连想都没想过的数字”。作为大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和世界最大的知识产权所有国，美国要这样做是轻而易举的。这对于没有知识产权保护，靠模仿和山寨起家，至今也没有完成产业转型升级的大国制造来说，无异于是灭顶之灾。

这还不算完。1月22日，经川普批准，美国启用尘封已久的单边贸易工具“201条款”，对进口洗衣机和光伏产品加征“保障性关税”。美国贸易代表署公布，美国将对外国生产的太阳能设备课以最高30%的关税，对进口洗衣机课以最高50%的关税。

1月22日，美国商务部长宣布，美国正在对大国钢材和铝材进行国家安全调查，调查启用的是“232条款”，川普将在4月底前做出制裁决定。此外，川普可能采取的贸易制裁措施包括加征关税、限制投资、收紧对华出口管制等。

针对洗衣机、光伏和钢材、铝材等大国出口的主打产品单边征收惩罚性关税，无疑将这些产品挡在了美国的国门外，美国已经打出了贸易战的第一轮子弹。

更为可怕的是，原产地标准开始被美国使用，用来在贸易中打击大国。2017年12月，美国商务部宣布对来自越南、原材料为大国的钢铁产品征收高额进口关税。其中，对冷轧钢将征收531%的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对耐蚀钢将征收238%的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高额税率意味着上述两种产品将彻底退出美国市场。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此次涉案产品虽然是越南生产的，但是原料来自大国。2016年，大国向东盟出口钢材3893.75万吨，占我国钢材出口总量的35.89%，而越南是大国钢材出口东南亚的主要目的地。

此案中，美国又一次借助原产地规则在看似对他国产品实施贸易限制措施的同时打击了大国产品的出口，特别是已经直接受到美国贸易限制措施影响的大国产品，想再借助三角贸易形式间接实现输美的目的更难实现，这等于给大国产品上了双重“紧箍咒”，让大国产品“腹背受敌”，借船出海的年头被彻底打断。

得理不饶人一直是川普政府的特色，更直白的话已经说出来了。美国贸易代表署在其后两天发表大国履行世贸承诺报告也指出：世贸组织规则“不足以制约中方扭曲市场的行为，美国支持大国加入世贸‘显然是错误的决定’”。

笔者认为，这样的表达基本上宣告：中美贸易已经走到了悬崖边缘，一场赤身肉搏战已经打响了，均无退路。

无独有偶。不管是美国“退群”前的TPP，还是由日本主导形成11国的CPTPP，在原产地规则上都奉行促进区域供应链、确保缔约方而不是非缔约方成为主要受益者的原则目的只为排斥大国商品。1月23日，日本官员称，在美国退出一年之后，《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CPTPP）的11个成员国最终在日本东京完成谈判，将于3月8日在智利签署协定。继美国后，日本领衔的环太平洋11国也正在加入对大国的贸易围剿。

2017年12月欧洲议会通过了欧盟反倾销调查新方法修正案，标志着欧盟打造的新反倾销法走完议会立法程序，可能按计划于今年年底前付诸实施，这个尚方宝剑明显是针对大国举起的。

美日欧三方合理，大国避无可避、退无可退。

入世16年——红与黑

相对于这些单项制裁，不和你玩了才是最根本的危机之源。继欧盟、日本否定了大国市场经济地位后，去年底，美国也否定了大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美国认为，当年中国为加入WTO曾做出过一系列承诺，16年之后，几乎完全没有真正兑现！

美日欧在2001年大国加入世贸组织时破格录取，允许其有15年的市场经济过渡期，算是网开一面，希望通过自由贸易，让中国彻底融入世界的主流。

然而，从2016年12月11日零时起，大国入世保护性过渡期正式结束。15年的过渡期已满，三大经济体以“没有兑现入世承诺”为由，一致否决了大国市场经济的请求，全部打了差评。

一旦被贴上“非市场经济”标签，使得各会员国有权取消对大国的“最惠国待遇”，并更自由地以“反倾销”的名义对大国商品加征各种高关税。这对于被高房价、高人工成本、高税收打压严重受伤的出口型企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这也意味着，大国正在被排除出世界体系之外。

大国很清楚，过去16年是靠什么在积攒财富。16年前，大国以一系列承诺，打开了世界贸易组织对大国紧闭的大门。短短10年之后，大国就发展成为世界制造中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吸引外资国，成为财大气粗的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

2001年，大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只有区区0.51万亿美元，2015年这一数字为3.96万亿美元，几乎是入世前的8倍之多。2001年，大国外汇储备仅为1600亿美元，2014年6月底达到39932亿美元的最高峰，而这些基本上都是对美贸易顺差所积累下来的家底。没有入世带来的贸易大爆炸，没有对美国天量的贸易顺差，就没有如今以外储为基础的强大的国力和金元外交的节节胜利，在国际上出手也绝对不会如此阔绰。

谁受益谁心里最明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要退群，大国叫嚷得最凶的原因。

笔者认为，其实满打满算，大国人摆脱节衣缩食的拘谨日子，也就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这16年的时间。16年之前的52年时间内，他们不是在忍饥挨饿，就是食不果腹、不能温饱。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很多人今天灭掉这个、明天抵制那个的言论和行为，显得异常短视和可笑，数典忘本。

可怕的是这种夜郎自大的民粹情绪不仅弥漫在民间，更在身患软骨病的精英知识阶层发酵。

1月25日，清华大学胡鞍钢院长称，大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已超越美国，居世界第一······对于这样的描述，这里不想多作评论，只是这样的无表达，你到底是在黑美国还是黑中大国？

美元假摔，收割机随后！

新年开始，美元一路狂跌，人民币狂飙猛进，小粉红们都在叫嚣“美帝药丸”，人民币取代美元“指日可待”。各路媒体开始捧臭脚，统计去年换100万美元亏了多少万人民币。

看到这里，笔者也只是一笑置之。“天予不受，反受其咎”，利用新年的额度，默默地再换一些（不过，是不是容易兑换还得打个问号！），顺便感谢下央妈的鼎力相助。

自从大国融入世界贸易体系以来，外商投资和贸易顺差疯狂涌入，大量廉价的美元，已经成为大国货币发行的锚，最高的时候比例高达80%以上。

尽管这两年外资撤离，外汇占款不断减少，大国的货币还是有高达60%以上是建立在美元的基础上。没有美元作为信用背书，人民币的发行会失去标尺和基准，陷入印钞机加班的状态，人民币的国际化也就是一个笑话。

所以从这点上来说，笔者认为，大国入世的十六年，是贸易和汇率全面融入美元体系的16年，不管是人民币信用的建立还是升值贬值，都是建立在美元的基础上，真正有价值的是人民币后面的背书货币，特别是在当前以房为锚的货币发行趋势越来越明显的情况下，美元的价值更是毋庸置疑。

笔者一直认为，自去年年终开始至今的美元下跌，并不是因为美国经济的基本面出了问题，相反就业率、收入及通胀等经济数据异常强劲。按照正常逻辑，经济基本面良好，加息缩表加速推进，美元指数应该是一骑绝尘，为何还跌跌不休，美指跌破90心理大关呢？唯一的解释就是弱美元符合美国的利益，不管是美国改善贸易赤字，还是为美元回流提供时间窗口，都需要弱美元。

在瑞士达沃斯论坛上，美国财长努钦公开为美元的下跌点赞，称“短期美元走弱对我们有利，因为这与贸易和机遇有关，但长期来说美元仍会走强”。而苹果公司也宣布将回流2450亿美元的利润，选在这个节点回流，不管是将目前昂贵的欧元还是人民币、日元兑换成美元回流美国本土，无异于随手赚一笔天降之财，苹果公司和美联储的配合简直天衣无缝。

一旦资本回流完成，利用低汇率机会平衡贸易、打击对手的目标完成，强势美元的回归将指日可待。美元指数的飙升，将美元汇率带入云端，让那些大水漫灌的货币跌入尘埃，然后就是薅羊毛，美元资本涌入世界，收割各种廉价的筹码。

近百年来，剧本一直没变，只是故事的主角一直在换，可惜很多人从来都是记吃不记打。

那些当前在嘲笑囤美元的人，在嘲笑美元大跌的人，有的是你哭的时候！

非友即敌46年玉帛变干戈！

大国人讲究术道有别。如果说在贸易问题上美国采用的技术性手段来阻止双边贸易赤字扩大、美元汇率假摔，只是术的运用的话。那么更可怕的是，美国试图在贸易上的绥靖，没有换来在朝鲜等邪恶轴心国家问题上的配合，反而一而再、再而三被放鸽子，已经让美国失去耐心，也失去了可贵的信任，两国已经分道扬镳。

两国自从尼克松时代建立的战略合作关系，经过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严重打击后，如今已经是彻底破裂。双方已经变成了竞争者，甚至是对手关系，这点变化是毋庸置疑的，必须引起注意。

忍了46年！美国终于被逼出手了

2017年12月18日，川普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报告33次提到大国，字里行间无不抨击大国“破坏公平的贸易秩序”。报告回顾美国几十年的对华政策，说之前美国的对华政策都是支持大国崛起，想让大国变得更自由更开放更文明，没想到“大国的扩张是以牺牲他国主权利益为代价”（支持叙利亚、伊拉克、伊朗、朝鲜等），“大国在前所未有的范围内搜集并开发数据（华为进入美国失败、阿里收购美国支付公司失败），然后输出其‘压制（repressive）体制’，包括腐败以及监视。”川普认为，美国多年来对大国的努力尝试已经宣告失败。

报告指出，每年大国都会窃取美国高达数千亿美元的知识产权。窃取产权技术和早期创意行为，以不公平的方式获得自由社会的创意成果，采用非常高明的手段来削弱我们的商业和经济，例如计算机领域的经济战等其他邪恶的手段。

除了这些非法途径，还广泛利用合法的移民或亲属关系等，获取接触美国农业、专家、委托工厂的机会，来填补其能力缺口，进而弱化美国的长期竞争优势。运用舆论宣传和其他方式来败坏明珠，宣扬反西方观点，传播错误信息，制造我们与我们的同盟者、伙伴之间的关系分化。

“哀莫大于心死”，这意味着，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已经彻底放弃了试图通过贸易自由化、市场经济将大国纳入全球主流价值观的全部努力和幻想，务实的新冷战开始抬头。

而也正是在这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美国则公开列出了三大对美威胁：1、试图改变国际秩序现状的“修正主义国家”——大国与俄罗斯；2、以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威胁其邻居的的“流氓政权“——伊朗和朝鲜；3、散布仇恨，企图对美国发动攻击的国际恐怖组织。

后两个威胁，不奇怪，老生常谈；但公开这样点名大国和俄罗斯，被定位为“将世界塑造成对美国利益与价值观不利环境的其他‘强权国家’”基本上算是撕破脸皮，没有了和解的余地。

一句话，在川普眼里，大国对美国，不是朋友，不是伙伴，而是对手，是威胁，唯一的方法就是打压和遏制。

奇迹的终结

古语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如果自己实力强大，内部励精图治，社会清明，再强大的外部打压，也只会成为愈挫愈勇的催化剂，不会成为压垮骆驼的稻草。相反，如果自身不硬，那就是另外一种光景了。

孟夫子说：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用《红楼梦》中王熙凤的话说：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两者其实大体意思都差不多。

前些天，数据显示大国的GDP突破80万亿人民币大关，这些年的各类经济数据虽然势头有所减缓，但是赶英超美基本上是没问题。

姑且不论大国这些年GDP中的含砖量有多高，只要仔细想想，这些表面光鲜亮丽的数据、引以自豪的政绩和巨大的财富，其实并不是什么大国模式的功劳，也不是什么人的远见卓识的成果，而是大国将自己的底端人口红利、资源环境融入到世界贸易分工体系的结果，世界充裕的资本、技术结合上大国廉价劳动力和环境自然，形成了不计劳动力福利保障、不计环境损害的疯狂出口创汇的“经济奇迹”。

而如今，在房地产立国和金融立国的的指导思想下，那些靠“三来一补”的民营企业和从事制造业的外资企业工厂正在被驱赶，从苏南的江苏、到珠三角的东莞，曾经繁华的大国制造，正在被连根拔起，高端的回流欧美日韩台，中低端的回流东南亚。

土地财政让地方政府吃饱了，高速的经济增长让市民吃饱了，他们觉得脏乱差的制造工厂已经影响了环境，不能代表城市的形象，工厂的去留对他们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他们沉浸在房地产和金融的海市蜃楼中，忘记了这个城市的兴旺之本——制造业，也忘记了来时的路。

这些驱赶要么是硬性的，比如不降反增的税收、美其名曰的“城市长远规划”，要么是软性的，比如高房价、高人工。而这些被驱赶出去的，正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创汇先锋，正是他们的夜以继日，才有了今天3万亿的外储。

没有他们对外销售产品创汇，粮食、石油、芯片、发动机这些战略物资的进口都会受到抑制，对外投资和对外援助也不会那么阔绰，那些富裕家庭的出国旅游、留学、移民都是痴人说梦。毕竟，世界上是没人要人民币的，他们看中的是人民币背后的美元。

所以，从这个层次上来说，相对于高大上的房地产大佬和金融巨无霸，这些不起眼的出口创汇企业，才是大国的核心和中坚，才是中国改开四十年最大的成就，也才是人民币最好的信用支撑。尽管他们并不完美，但是可以改进提升，而不是铲草除根。

抛弃制造业，举国炒房和举国借债，结果就是自废武功，就是在反照风月宝鉴，最终的结果必然是精尽人亡。

从水门事件的主角到访算起，大国融入世界体系已经有漫长了46年了。如今，主角已经换了人间，当年的故事也没有续写的新动力。

所有的奇迹，在时间面前都是渣渣。曾经的奇迹正在被围剿、被终结，不是别人阴谋，而是历史的选择。是否会有下一个奇迹，只有天知道！

保卫“改革开放”－2018年天则新年期许发言 作者许章润

（许章润著名法学家，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78年重启的大转型，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三次改革开放”，连同此前两波“改革开放”，一个半世纪里，它们风雨兼程，构成了秦汉大转型之后，两千年来中国历史上最为重大的变革。时至今日，本当是最后收束时段，期期于踢出临门一脚，却没想不进则退。不仅“改革空转”，虚与委蛇的“假改革”流行，而且，打着改革旗号的“反改革”，不期然间，均同时出现。犹有甚者，“WG”势力沉渣泛起，从怀念那个扭曲时代的审丑起步，已到公然否定“改革开放”的地步。实际上，不惟难见“进一步改革开放”，而且，政道理念与治道策术方面多有倒退之迹。因此，号曰“改革开放”四十年，改变中国，影响全球，可照此后退之趋势，大家不得不担忧会否回到M时代，那个亿万国民觳觫偷生的酷烈人世。因而，当下时代急务，如执政党及其领袖所宣谕，既在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则必须首先奋起保卫“改革开放”，捍卫“1978”。否则，不进则退，伊于胡底。

为何必须“保卫改革开放”

在“改革开放”这面大旗下，过去四十年间，基于现代性方案、旨在解决“中国问题”而逐渐凝聚成型的基本共识，不少已然遭到颠覆或者抛弃。例如，全体国民政治上和平共处而非敌我两分的国族理念，着重于民生而非仅只国家主义光荣政治的价值导向，集体领导的权力配置与逐步走向政治改革而非重归个人崇拜与强化威权统制的大转型进路设计，内政导向的富强国策及其以建设与发展为中心而非过早大投入介入全球治理的立国路线，积极融入并建设现代世界体系而非东怼西怼的国家理性，凡此种种，这几年间均且多所修正，甚至名存实亡，而偏离了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改革开放”路线。事实证明，上述共识基于百年立国的生聚教训，实为国族自强更张、文明复兴的底线，而颠扑不破者也，岂能扭曲抛弃。由此，它催逼出了必须保卫“改革开放”这一时代急务。

“民权元年”以还十年，高层看起来大致谨慎，在庇护金字塔尖的百分之一大捞特捞的同时，却又多少展示了努力与社会和解的基本善意。也正是在此时段，社会与思想乘隙获得了一定的发育空间，权力与权利的平衡意识逐渐影响官民两界，而这就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理念起步，也是以“高抬贵手”的方式在夯实其社会基础。最近几年间，（某些地方基层）执政风格仿佛一改前辙，公子哥派头羼杂地痞习气，而日益粗鄙化。它立基于公开的血统论，诉诸制造公民等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铺张赤裸裸的国家主义，强化旨在排斥大多数公民分享政治的专政格局，而分享政治与政治的分享性本当为逐渐趋近之公民理想，也是必当恪守兑现之国家理性。置此情形，中国遂成“政治后裔”们的政治殖民地和Z家大观园私宅。权力过度伸展之际，社会发育终止，思考自由遭受重创，而党政一体、党国一体、军政一体、经政一体乃至于君师一体的国家形态，却大步回归，在此百年难逢之和平时代的某些领域造成了某种“准军管状态”，实乃匪夷所思。由此，它催逼出了必须保卫“改革开放”这一时代急务。

犹有甚者，大家必须清醒认识到的是，中国过往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积攒的家底子，几年来支撑起了政制铺展及其外向格局，实际上却多所挥霍。照此内政日紧趋势与外向型国家政策取向，钱不会自动从天上掉下来，终有难以为继之日。鉴于萧条前景的现实可能性，可见未来时光里，会不会出现诸如委内瑞拉式的家当挥霍殆尽之情形，而导致全面萧条，实在亟令吾人高度怵惕。此刻有钱，是过去几十年慢慢积攒下来的，皆为民脂民膏，自当首先用于内政民生。而目前的外向型政策，伴随着民资外逃、民企投资断崖式下降、国企效率不振、国民经济信心低落等等，坐吃山空，是早晚的事。那时节，收不上银子，不仅难言维*稳，遑论民生，还可能引发非常政治重来。时不时的，“打土豪分田地”之嚣嚷震天而风声鹤唳，以及更为不堪之“彻底消灭私有制”云云，令好不容易刚刚过上几天好日子的良善国民胆战心惊，其因在此。实际上，1978年之重启“改革开放”，其动机之一，也是一种权宜之计，就是以“改革开放”为“聚财之道”，而终究指向富强愿景。如果连这一条基本共识和维系政治合法性的兜底之处都难再保的话，那么，吃紧之际，面对财政困境而利用“打土豪分田地”的狂躁以竭泽而渔，杀肥，亦且绝非不可能。置此情形下，不明就里与别有用心地缅怀“WG”，回到“WG”，就可能成为一种选项。君不见，有人鼓噪“建国一百周年时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废除私有制，进行第二次公有化”，以及什么什么理想“就是废除私有制”等等，凡此一经发酵，与失意草根的愤懑两相激荡，而可能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动乱，亦非耸人听闻。由此，它催逼出了必须保卫“改革开放”这一时代急务。

而说一千道一万，之所以今日亟需保卫“改革开放”，就在于放眼世界体系大历史，迄而至今，中国这一波大转型尚未完成，有待接续奋斗，正处于收尾时段。换言之，“现代中国”的立国进程尚未完结，既有政体不过是一种过渡政体，作为这一政体表征的现行宪法，只能是一部临时宪法。必要等到立国进程结束，“现代中国”完型，中国文明的优良政体挺立，几经折冲樽俎后宪制定型，为万世开太平的真正的立宪时刻方始到来，“临时宪法”始望为“永久宪法”所取替。因而，这一波“改革开放”走到今天这一步，即将水落石出，而有待临门一脚，必是矛盾最为尖锐而危机四伏之际。利益格局固化，道德动机阙如，更可能因为利益冲突加剧，而调转回头。左右为难、惊慌失措之际，可能，据有些人的一己之念，为保大观园之私，不惜祭出刀枪也。由此，它催逼出了必须保卫“改革开放”这一时代急务。

一句话，“改革开放”走到今天这一步，不进则退。倘不赶紧保卫“改革开放”，就有可能往回走，但愿不是耸人听闻。

新极左

在此提醒大家的是，恰恰在此关口，几经作业，一种新型意识形态“新极左”逐步浮出水面。从邓时代的“不争论”，有意回避意识形态，去意识形态化，而以经济建设和“奔小康”这一发展主义与民生主义统辖，到此刻的主动再意识形态化，并且不时挑起意识形态之争，主要表现为对于一系列基于现代性的立国建政共识所进行的价值批判，对于“WG”之借尸还魂，其之来势汹汹，是近两三年出现的一个重要现象。这一波再意识形态化，并非简单径直回归M思潮，亦非教条搬用马列原典。一味斥责其“左”或“极左”，实在太过低估了包括学院这些教授在内的文宣打手们意识形态的建构力度，也轻视了自左翼颠覆“改革开放”共识，从而维护其所希冀缔造的政统正当性的修辞技巧。

在我观察，此一可用“新极左”概括的意识形态作业，内涵相当驳杂，可谓左右开弓。既含有WGM左极权思潮，亦糅合了某些西方白左理论，更采纳了20世纪的西方右翼理念，甚至将陆王心学牵连附会。它们几经混搭，调剂酝酿，终于发酵成今日模样。其理论面相，目下尚未完全定型，但不再是简单的WG式极左，毋宁，一种更具修辞力的“新极左”，则属无疑。旧日WG式左翼思潮，比如，强调阶级阵线阶级斗争，着力于区分姓资姓社，凸显红色江山及其接班人脉络，鼓噪斗争哲学全面内战，乃至于最近倡说的“继续革命”云云，均为基本要点。除此之外，左派学者之集体右转，勾连上了施特劳斯与施密特，乃至于特朗普和某种法西斯主义极右翼观点，狐假虎威，指东打西，为此“新极左”意识形态添砖加瓦，而较旧式极左略胜一筹，粗鄙依旧，而智巧有余。因此，装点为民族主义的国家主义，以重建社会秩序和伦理秩序面目而出现的威权宰制，表现为自我殖民的“北*京*排*华”而实则深埋于权贵裙带们阶级意识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看似以富强为导向而实际上涌动着帝国思维的霸业冲动，冒充为心学的唯意志论，凡此种种，遂一一登场，实为此番“新极左”推波助澜的产物，亦为其基本义理结构。说来好笑，本来，帝国研究之为热点，对于帝国霸业图景的热衷，均为右翼思潮，却主要出现于今日中国左翼理论作业日程，正表明此种“新极左”意识形态的右翼底色，而一以巩固既有格局并取悦于权力为目的，其心态，其姿态，不打自招矣。

与此同时，努力培植小市民多愁善感的伪浪漫主义，以此作为廉价的心灵麻福散，经由意识形态导演与市场娱乐化操弄，双管齐下，满世界飘荡，正在成为催眠全体国民，并且甚至早已影响到一般知识界的市侩哲学。汉语知识界之平庸，既是长年钳口政策的恶果，亦为从业者自甘堕落所致，更是政治权力努力培植没心没肺的技术型专家的价值导向使然。自诩自由主义学人之学养贫乏而又汲汲于推杯换盏，实为置此情形下不自觉之自动入彀者也。这一取向与结构，要说有什么大不了，也没什么大不了，不过就是“面包加马戏团”。但是，当下的操作是以商品经济时代消费主义娱乐化出现，经此包装，这便颇具颠覆性与裹挟力，从而，遂成新极左意识形态的侧翼。从当年满大街流行之“说《论语》”廉价劝世文，到装神弄鬼的国学热、礼拜大师、参禅悟道，再到后来的娱乐至死，迄至此刻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用心去爱就会原谅一切”，使劲儿摧残智商、愚弄情商，均为其表象。

诸君，凡此商品消费主义小市民多愁善感，于常态政治条件下的亿兆生计，可谓调料，并无不当，适为所需，不惮其多，唯恐其少。俟诸中国这波必将前后延宕两百年的大转型完成，一般不再有啥要命的事，成天介儿的将会是此类市民娱乐，充盈市井的必是此番市民社会的常态常情，可预期者也。否则，对于多数温饱有余的市民阶层来说，起居于刻板作息时序，则平庸时代的无聊时光怎能打发。可问题在于并且仅仅在于，面临大转型收束时段这一非常时刻，一方面打压以直面问题要害而进行深度严肃思考的国族心智，乃至于连“宪政”也成了敏感词，另一方面却又神剧满屏、伪娘娇喘、催眠有加，则其祸心自现，而于国族心智、心性、心志与心灵，适为一剂麻药矣。其所针对和解构的是真实甚至酷烈的历史叙事与前瞻性愿景期待，消弭的是直面现实而正视中国大转型有待最后收束的政治意志，诋毁的是几经摧残而亟需养育的国族道德心气，实在祸莫大焉。

置此情形下，对知识界噤声日严、言论口子越收越窄，与上述种种并行呼应，共同以阻隔对于政治德性的自然法式追问，对于生活方式的超

越性伦理审视，而造就一种承认现实之无可奈何，暗示“认命”的犬儒主义生活哲学，作为此种“新极左”意识形态的侧翼，遥相呼应，可谓智巧矣。

本来，汉语学术、思想与文化的持续发育成长应足以支撑国族政治身躯的发展，适相比配，这个叫做中华民族的政治存在才能身强心健。可随着言论管控日严，这一势能减弱乃至于终将窒息，则无脑政治势必莽撞，如同无眼跛脚巨人用力过猛，踉跄之下，必有扑倒之虞。毕竟，时至今日，再也无法用经济蛋糕消泯民族的道德愿景，更不能以此取代抹煞伟大国族和亿万公民的政治理想，反智主义与心灵鸡汤式的多愁善感是市民生活的万应灵丹，却不应用作麻醉国族政治自觉的廉价毒药。

因此，这一波新极左意识形态，包括何新式的精神疾患式臆想、强世功厚脸皮往上贴的东拉西扯、孔丹们这些自以为是而实则半吊子的政治后裔们早已过时的粗鄙操作、搬弄些现代西方白左和右翼思潮的学院跪舔一族的拼拼凑凑，终于构成了其理论作业和思想表达形式，需要引起知识界的高度警惕，而将建构理性刚健的国家伦理与法治国理论，首先是符合常识、遵循人道、不违人性的政治理性，作为中华文明复兴的应有之义。

中产阶级必须担负政治责任

至此关键时刻，中国的中产阶级必须自觉实现政治成熟，担当起主导性社会政治力量的历史职责，尽速登上中国历史舞台。

依照某种官方意识形态，“工农联盟为基础，工人阶级为领导”这一基本架构，奠立了政权的正当性基础。但是，我们知道，至晚1950年代中期以还，中国的资本阶级不复存在，本来与资本阶级相对应方始存在的工人阶级，自此变成了孤家寡人式的“城市产业工人队伍”，吃喝拉撒悉由单位做主，生老病死皆在围墙之中，以单位人的孤立状态直隶于国家，实际是附属于各级政府及其企业。这不是什么工人阶级，毋宁，一种二十世纪的“城市工业啬夫”而已。就是说，中国政治版图上，本来就弱小的所谓“工人阶级”，至此不复存在。

这一波“改革开放”以来，外资和民资崛起，意味着资本阶级重新登场，有可能自反面重构工人阶级，可“招商引资”的官方路线决定了权力必与资本抱团取暖，共同对付劳工阶级，包括严禁真正工会与劳工援助团体活动，而使得工人阶级终难成型。同时，由于“砸三铁”与国有企业经由改制而完成了权贵化过程，将原有城市产业工人队伍彻底打散，导致在资本阶级重新崛起的同时，遂以三亿没有任何国民待遇的农民工填充进原有的产业工人队伍，不仅再度造成孤立无援的个体面对庞大权钱一体的权贵体系的格局，而且，是一个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涣散的、从而必定是廉价的二等公民劳工群体。经济学家名曰“蓄水池”，谓为“比较优势”，道尽其真相，却又荒唐至极。

换言之，在此情形下，所谓的工人阶级依然不存在，因此工农联盟也不存在，农民更是在半个多世纪里承受了中国社会政治变局的多数苦难。因而，当下权力所依赖的阶级基础遂成真空，实则以权贵资本自家人小圈子为基础，表现为“政治后裔”们全面占领国家、全面垄断原始资本积累的利益收成之后，以一个小圈子内部既得利益为基本盘，而继续占领这个国家并分享既得利益的固化局面。那边厢，与“打江山，坐江山，吃江山”实质并列的，是明面上铺陈的所谓“人大代表”，其之自编自导自演，毫无代表性，不仅是“高贵的陌生人”，而且，多半时候，适为人民的异己性存在。

“政治后裔”们投身“改革开放”，挟带着天然优势，早已从当年的共同奋斗者变成今天“改革开放”红利的最大占有者，不意间，几番辗转腾挪，已然丧失了政治感，更是毫无政治激情，完全不再有任何推动改革开放并将这波大转型推进到底的政治德性和道德动机。利益格局锁定，最大的利益动机便是固化利益格局，坚守基本盘，表现为“打江山，坐江山，吃江山”的心理结构，心照不宣，心知肚明，而使得“进一步改革开放”遂不可能。换言之，置此情形下，拒绝分享利益分成，希望永固基本盘，成为这个社会之所以走到今天不进则退的根本原因所在。因此，此时此际，既需要重启利益动机，以利益撼动利益，以权利制约权力，还需要启动道德动机，用充盈文明自觉的历史意识、强劲的国族心性与健全的良知战胜政治市侩主义。

在此，谁能破局？如何破局？如前所述，陈义于“政治后裔”们，已然是无用功。草根阶级吗？不，他们是可以收买的，也是可以恫吓住的。MM雨，小恩小惠，实际上已经收买了。其生聚，其甘苦，历来只是历史进程的参照因素。城镇市民阶层，一种市民社会的群众，前政治与无政治的存在，因无阶级自觉，消泯于“搞点儿小菜菜吃吃”，不成气候。至于民间零散出现的大量维权行动，激于义愤，息于治安，止于民生，并不足以重启“改革开放”。另一方面，城市底层普遍的不满已然弥漫，并开始出现了“WG遗民”们回归旧时革命记忆乌托邦、诉诸阶级斗争与暴力革命等旧时话语工具的现象，再不有效扭转，以主导性阶级意识同化含摄，则危乎殆哉。

因而，此时此际，鉴于“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早已名存实亡，政治后裔们为核心的权贵资本德识卑污，上述诸种社会因素涣散，表明中国的历史进程和政治发展，呼唤新兴中产阶级在捍卫经济权利的同时，必须赶紧走上政治前台，自觉提升政治地位，在政治实践中实现政治成熟，争取政治主导权。而这是一个中产阶级培养政治感觉，提升政治责任意识，实现政治成熟的伟大斗争，也是一个对于全民族的自我政治教育进程，目的和结果是且只能是全体公民政治上的和平共处。为此，中产阶级必须意识到自己是中国这个大转型收束时段的国族政治意识的担当者，激发自己“有志于政治领导权的阶级所必须具备的强烈权力本能”。在此，如果说执政基础及其代表性的话，那么，不是别的，就是这一新兴中产阶级，将它做大做强，并自觉以此为基础，才能获得执政合法性基础。实际上，作为改革开放的共同受益人，“中产阶级”意味着最大的统一战线，最为稳定也最希望稳定的社会力量，从而，也是最有可能担负起政治责任的政治力量。所谓的“人民”不仅要还原为具体的生民、族民、市民、国民与公民，特别是选民，才能彰显人民的主权者位格，而且，必须具体化并坐实为此刻所谓的中产阶级，才有政治意义。在此，中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培养和觉醒，从而作为体系化的力量之获得自家的政治意识，其实不是别的，就是作为这个国家的主要纳税人应当享有相应的代表性的权力意识。因此，对于中产阶级之为主导性社会政治力量的呼唤，就是在将人民坐实，从而，坐实真正的主权者位格。其之发育成长，可能，才是破解利益动机固化、道德动机不足，从而重启“改革开放”，而首先是“保卫改革开放”的基础所在。因此，爱护中产阶级，千万不要摧残他们，是这个国家的福旺所在，也是真切的执政基础。什么“三个代表”“四个全面”，还不就是基于他们并为了以他们为核心的生民之福吗！

笔者此番陈言，多受马克斯·韦伯及其身处其中的德国近代历史的启发。有感于十九世纪末期容克贵族既得利益集团不肯退出历史舞台，却又衰朽不堪，早已落后于时代，难能迎应急迫内政转型与扑面而来的世界体系的挑战，而市民阶级未老先衰，早为市侩所染，工人阶级尚未成熟到足以担纲领导者角色，导致德国难以发育出成熟的民主政治与国族心智，纵便外表强健，实际上却无主导性力量，一有风吹浪打，必然不堪一击，韦伯乃呼吁德国新兴的市民阶级，也就是德国的资产阶级，以及以资产阶级为轴心的整个中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而重启社会发育与政治建设进程，以此为锚，动静出处之际，德国这艘大船方始有望平稳远航。而后来国家社会主义极左民粹叠加纳粹，彻底扭曲了这一历史进程，裹挟中产阶级，正是违乎此道，遂至灾难连连也。

既集大权，请办大事

过往五年，以“反腐”为旗帜的政制行动展现了秉具政治担当的政治意志，于吏治整肃方面已见行政效果。与此同时，大国互动刚柔相济，以亚开行为标志的全球财经布局有条不紊，怼南海硬是怼成了既定事实，叫美日奈何不得，凡此事功，非牛人不能为，亦且有目共睹（不过，却又催化出一个美日印澳的围堵，另当别论）。正是在此进程中，总统制式的集权仿佛完成，格局已现，则“既集大权，请办大事”，遂成此刻国族历史进程发出的激切时代政治呼唤。

那么，什么是大事？朝野左右，自有看法。但是，不是什么“解放台湾”，也不是一味无谓怼日怼美，则无疑义。若以“武统”而实现一统，期期以为大事，可谓阴招，高级黑。另一方面，所谓“反腐永远在路上”，如同“改革永远在路上”，既是决心，也是遁词，不成其大也。毋宁，如舆议所言，实施官员财产阳光制度、全面减税、扶贫、振兴乡村尤其是乡村基础教育、建立合宪性审查机制、推动司法独立意义上的司法改革、强化人大预决算权力、设置专职人大代表并坐实人大代表选区、容忍多元媒体与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凡此种种，均为“大事”，不妨一件一件，即刻起步，慢慢办。

尽管如此，对于身处今日这一历史节点的中国来说，最大的大事，悠悠万事，惟此为大，置于两千年历史长河而堪为其大者，就在于最终完成这一波已然延续百七十年的历史大转型，于进一步坐实现代中国“1.0版”的基础上，建设“2.0版”现代中国。

此话怎讲？原来，现代世界历史三百多年，中国近代历史百七十年，是一个“双元革命”的浩瀚进程。此即所谓“民族国家—文明立国”与“民主国家—自由立国”，两元并立，支撑起现代国族大厦，也奠立了现代世界体系的基础。前者为现代国家的“1.0版”，是要在文明立国的基础上建构民族国家，彰显文明的主体性。后者是现代国家的“2.0版”，旨在自由立国的基础上建设民主国家，实现“立宪民主，人民共和”的政治主体性。两相叠加，双元接续，建立起的是现代政治国族，一个亿兆生民的共和家园。其中，民族国家所建构的主权体列国体系与民主国家公民理想所倡扬的永久和平，二者紧张并立，构成了所谓“现代秩序的世界体系”，而为现代文明之现代生活也。

现代中国是现代世界历史进程的有机参与者，亦为现代世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此一进程与体系，具体到吾国情形就是，中国之为民族国家早在“1911”奠基，历经第一共和与第二共和接续奋斗，第次坐实，蔚为大观，有待收束。而中国之为民主国家，正在建设进程之中，有望于未来一两代人的奋斗中，力争理性

和平，随着这波大转型之收束而毕竟其功。由此，“文化中国—文明立国”与“政治中国—自由立国”，两维挺立，邦安国固，国泰民安。因而，“中国”与“现代中国”不是别的，是文明与政治的统一体，人民与城邦的共同体。抑或，以“大事”促大事，需要尽快启动现代国家的2.0版本，如此方能促使这一波中国历史大转型平稳落地，现代中国最终加冕，而为此现代世界历史收束。此为世界历史国族的赤县神州之天命，亦为当下国族政治进程的内在脉络之启示，有待此刻展现充盈历史意识之强劲政治意志，而起脚迈步也。

回首一望，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作为现代世界历史大转型中与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德国革命并列的八大典型案例之一，“西班牙模式”涵括西班牙、葡萄牙、希腊、智利、南韩与中国台湾等诸种情形。其之起步于右翼极权，而终于民主政治，堪为奇迹。尤其是专政者凭借个人权势与声望，以良知回应历史，借集权而还民权，力挽狂澜，启动民主转型，实现光荣革命，进而完成和平过渡大转型，实足彪炳千秋。

江河汤汤，人世泱泱，瞻前顾后，东西映照，立足当下，在此可得陈言者，一句话，“既集大权，请办大事”。

为此，配合上述诸项可得即刻动手的“大事”，作为一种过渡性处理，则坐实法理上的最高权力，使事实上的最高权力向法理上的最高权力靠拢，亦为选项。此不惟重申全国人大是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而非只是工作机关，宪法之不可摇撼，更在坐实宪法第35条规定的各项基本公民权利之神圣不可侵犯矣。

临了再说一句，“政治后裔”们自1978大步后撤，固守经由“改革开放”而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排斥其他阶级阶层的分享与参与，说明其心智与德性，已退化为小市民的政治市侩主义。逮至诉诸赤裸裸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钳口日紧，等于重拾专政理路，表明不足以担纲历史进程。正因为此，国族建构未能从1.0版本进入2.0版本，经济建设主导到达此刻这一程度后未能转换为民主国家的政治建设轨道，表明政治后裔们的政治感丧失，政治德性隳颓。因而，启动已然延续百七十年的大转型之临门一脚，完成国族天命，要求“既集大权，请办大事”。否则，毕竟还如马克斯·韦伯所言，“一个大国的最大危险莫过于被一群政治上毫无教养的市侩所领导。”

2018年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