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13日星期日

十年祭,记十年/张凯律师


十年时间,就像北京到天津的一张动车车票,还没有坐稳,就已经到了。


如果不是网络关于汶川的十年纪念,我们都会忘记数算日子,也不会惊讶,岁月这把杀猪刀,在自己身体上留下的痕迹。


那个懵懂的,不谙世事的文艺青年,不知不觉中,如今已然物是人非。而汶川地震,也曾是我青春路上的一个羁绊,这十年祭,也让我记起了十年前。


2003


2003年,我开始在京城做律师助理。当时,北京的天还很蓝,我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办公地,几乎是北京最高档的写字楼。


那时,无论是自己还是律师事务所,核心目标只有一个:赚钱。


律所老板是个福建人,极具有商业头脑,把律师事务所当做公司来经营,办的红红火火。他确实有过人之处,三十五岁出头,已经深谙世故,每天向我们传授着把客户兜里的钱赚到自己兜里的各种“经验”,我们的客户定位也很清晰:大企业、有钱人……。


刚开始做律师,赚的钱少得可怜,但买的西服和领带却很贵,白天光鲜亮丽的工作,晚上却住在东三环的一个地下室里,阴暗潮湿。 每月500元房租,已经是工资的一半支出。

前几天网上红火的炫富女律师,正是很多初做律师所向往的。希望服务大客户,必须自己看上去是个成功的人,所以,就各种装......


我也确实有做律师的“天赋”,加上年少轻狂,初生牛犊不怕虎,什么业务都敢谈,什么都敢做,学习能力也算强。很快,我手里就有了很多的“大客户”,我也搬离了那个地下室,每天忙得不亦乐乎。


服务于大企业,赚高额的律师费,是多少律师成功的标志。


那时候的我就是这样想的。


但,这真的就是我要的律师生活吗?


2005


2005年底,发生了一件事,让我发生了改变。


在陕西南部的一座大山里,有一个教会过圣诞节,这个全世界都可以过的节日,却被当地警察以非法集会的名义,把人带走拘留,没收了财产。


并且,不允许他们以后任何聚会。警察称:谁聚会就抓谁。


这里的基督徒实在没办法,希望找律师打官司。


通过各种关系,终于联系到我。


陕西的大山里的一个小县城,交通极为不便,先坐飞机,然后火车,最后汽车才可以抵达,路上就要折腾两三天。


这一次,小县城的公安局,遭遇了该地区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的行政诉讼,公安局被我们告上了法庭。


而这对于我,也是第一次。


山高路远,几次长途跋涉往返陕西。终于等到了案件开庭。


开庭那天,法院却大门紧闭。整个法院当天居然全部不办公。


我就呆在那里等,忽然过来一个小伙子。他告诉我:当地的政法委书记找我们谈话。


一个行政诉讼,尽然可以惊动当地政法委书记,这是我这个毛头小子没有想到的。


我胆战心惊的去见书记。


至今,我依然记着书记的表情:高高在上,自以为是,一副官老爷的做派。


他很直接的告诉我:1 这个案子法院不开庭审理了。2、我们不可以做他们的律师。


人年轻的时候就是无所畏惧,血气方刚。我马上回应:1 、宪法规定: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个人干涉,这事你没权力管。2、我是北京律师,你也无权管辖,我只接受北京司法局管理。

我年轻时,有一种怪诞的爱好:背法条。很多法条谙熟于心,可以脱口说出。那些枯燥的法条,我可以感觉出诗歌一样的美感。


这时,这种怪诞的爱好就显示出优越性,书记被我惊得一时没合住嘴。


很多年后我才意识到:律师会成为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法律本身就是包含着一系列理想主义的规则,它让我们只能距离那个美好的世界越来越近,却永远无法抵达。


法律课本的法律和实际运行的法律,永远是平行的两条线,他们看上去会在远方交叉为一点。但那个点可以看到,却并不存在。

一个地方的书记可以决定法院是否开庭审理,也能决定我们是不是可以做律师,这在法律课本和法律条文里,你永远都不可能找到依据或案例。


我就像一个被欺骗的孩子一般,惊讶的听着这样的训话,也像那个说皇帝没有衣服的孩子一样,坦然的说出自己看到的真实。


敬酒不吃吃罚酒。


很快,我接到了北京的律师事务所的电话,要求我们迅速回京,向司法局汇报此事。


可以管我的部门果然适时出现了。


好在,北京的律师所和司法局并没有太难为我。


接待我的是一个年龄大的长辈,慈眉善目,劝我注意安全,我还送给她了福音单张,邀请她参加我们的聚会。


但这个案子,确实就此了结了。


从此这个案子就真的没有开庭。


2008年的汶川之行,再次成为我职业的转型。权利和自由的战斗常常显得如此无力。                                               


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的诘问:为什么苦难总是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循环往复?我们的国家的命运,民族的未来到底在哪里?


这个看起来没有结果的官司,却也有了另一种好结果。那就是,当地公安局,再也不敢因为基督徒聚会而随便抓人了。他们也并不愿意吃官司。


这件事,让我开始重新反思自己的职业,整日里挖空心思的寻找所谓大客户,大企业。是否真的有意义和价值?


在北京的亭台楼阁、富丽堂皇之外,明明有着另一番司法场景。这场景才真正的记载着这个时代的法治现状,在那里,记载着权利、自由与公权力的相爱相杀的惨状奇景。


也只有在那里,才是一个律师的真正战场,律师才像一个律师。


这件事,让我重新定位自己作为律师的价值,律师应该是一个战士,为了自由和权利而战斗。
那时,与同行朗读耶林的名篇《为权利而斗争》,常常泪流满面。


这之后,我走进大山、边疆、异族,为基督徒辩护。


走了很多路,吃了很多苦,也蒙受了很多的祝福。


依然记着,那个陕西大山里的教会,会拿出一年储备的好东西给我吃。那个腊肠的味道,缠绵在记忆里好多年。


我的收入依然不高,但总有一份爱,在路上。


2008


这样,日子就进入了2008年。


2008年是一个值得中国纪念的年份,这一年,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

五月
五月份发生了汶川大地震,地动山摇,举国关注。


天灾难免,人祸难容。


地震引起大量校舍倒塌,民间统计:坍塌校舍12300所。


砸死很多的孩子,具体砸死多少孩子,至今都没有一个权威的数字和名单。


在北川,据说只有刘汉投资建的希望小学没有倒塌,因为这个学校是自己派人监工,监工极其认真负责。


坍塌的校舍被指是豆腐渣工程,一个个小生命还没有开始绽放就消失了。

地震后,为了救灾,我去了四川。


到汶川第一站要先飞往成都。成都是个神奇的城市,下飞机后,你几乎感受不到灾后的悲痛。


网络世界和真实的世界如同地球的南北两端,同一个时间,却总是不同的梦想。


余震不断,跑来跑也很麻烦。于是,成都人索性把家里的麻将搬到了户外。


大街小巷里噼里啪啦的搓麻将声,丝毫想象不到这里刚刚发生过大地震。


我去的时候,北川已经进不去了,路破坏了,来自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志愿者却都往那里赶,很长一段时间北川禁行。


北川周边的都江堰、绵阳、什邡都受灾严重,尤其是校舍。


在什邡附近的一个县,地震后,政府大楼几乎没什么损害,只是外面的有些围墙有些倒了,而仅仅距离这个大楼百米的一座学校,却全部坍塌,孩子被压在了下面。


当地人知道我是律师,几个家长拉着我向我哭诉,他们在学校的废墟上摆放着花圈,问我这个事能不能打官司,我呆呆的在废墟上坐了好久,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们。


这事,我帮不了他们,但作为志愿者,我成为孩子们的临时老师。


图为:10年前的我和孩子们

很快,我连那些孩子的家长都找不到了,因为关于死孩子的事情,“有敌对势力潜入”,不让对外人说……。


一位叫做谭作人的成都人,对校舍问题做了详细调查,并撰写了民间调查报告。


但是,提出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提问题的人被解决了。2009谭先生入狱,刑期五年,罪名自己百度吧。


日本是常发生地震的地方,他们的救援队来了,说这是他们见过损害最大的地震。


那个校舍的废墟,实际就是一个巨大的坟堆,除了天灾,谁敢说没有人祸呢?


直到如今,我们依然不知道死掉孩子的名单,更没有人承担责任。



2008年的汶川之行,再次成为我职业的转型。权利和自由的战斗也常常显得如此无力,我们更需要思考这个国家的命运和未来。



在地震的悲痛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北京开始了奥运会。奥运会开幕式确实光彩夺目,一片盛景。

九月
紧接着,到了那一年的九月份。中国忽然出现很多结石宝宝,人们开始怀疑是奶粉的原因。


很快,几乎所有的中国人,认识了一个新的化学名词:“三氯氰胺”。


开始时,人们认为只是三鹿奶粉的问题。


但很快,受害人的指控扩展到了中国众多知名乳业公司。


这是中国乳业的一场大地震,中国一时间陷入了“奶灾”。


年轻的父母惊慌失措的通过各种途径购买国外奶粉。


事件爆发后,中国律师自发组成了百人律师团,帮助受害者维权。


我代理受害人对南山等乳业公司提起诉讼。

当然,这些诉讼也都没有开庭审理。


然而,这是中国律师,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以律师团的名义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百名律师向施害企业公开讨伐,南方报业追踪报道。


最后,三鹿奶粉宣布破产,22家国内的奶粉被要求下架。


这件事,成为之后死磕律师兴起的雏形。

几年后,各地以律师团的名义维权之事风起云涌。维权律师、死磕律师也曾一度风光。


当然,好景不长,如今那些律师已经七零八落,有些转行,有些隐退不知踪影,也有些进去了。


这两件事冲击着人们的良心,那一年,人们通讯工具主要是MSN,传播模式主要是博客。这两件事中,很多人MSN头像换成蜡烛,博客上发表诗歌,因为记述性文字会被删掉。


那一整年,网络上似乎总是蔓延着一股悲壮的气息。


十年前的这两件事,如同我心灵的两次地震。


我震惊于为什么如此大的灾难也终究无法震动国人的心灵,


震惊于法律常常显得那么单薄无力,


震惊于这个国家和民族的苦难之深重。


我心灵很多建设华美的房屋也坍塌了,这也彻底的改变了我原本的律师发财梦。


这之后,也开启了我十年颠破流离的维权生涯。

当时,温家宝总理提出:多难兴邦。


十年过去了,我多么希望:这些灾难真的成为这个国家问责、反省、悔改的机会。


我多么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平安快乐的在这片土地上生活。



然而,地震结束了十年,一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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