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给中国带来了沧桑巨变，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改变了世界格局，中国经验中国模式喧嚣尘上。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举行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全会否定时任党主席兼总理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方针，停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工作重点改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行改革开放。同时，全会还作出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重新审查了中共历史上的一批重大冤假错案，重新评价了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邓小平在这次会议召开前发表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纲领性讲话中提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
中国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中国官僚的开放，中国官僚采用：见到绿灯大步走、看见黄灯加速走、遇到红灯绕道走、没有灯摸着走。那里有锐意进取的技术官僚，那里的经济就会飞速发展。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绕过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以所谓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美其名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实际上各级官僚是老板，对内统治剥削，对外剽窃国外技术和资源。同时也导致了大官大贪、小官巨贪、一查一个准的地步。
网上流传一个段子：五位领导聚会喝酒，商议决定作诗定胜负，负者买单。规定诗中必须有“尖尖，圆圆，千千万，万万千，有没有…？没有！”
宣传部长仗着文笔高人一筹先打头阵：“逗号尖尖，句号圆圆，写过的文章千千万，审过的文章万万千，有没有真话？没有！”
组织部长唯恐落后，赶紧说：“笔头尖尖，公章圆圆，审查的干部千千万，提拔的干部万万千，有没有清官？没有！”
工商局长想了想说：“筷头尖尖，酒杯圆圆，吃过的酒席千千万，尝过的海鲜万万千，有没有买单？没有！”
公安局长最后出手：“高跟鞋尖尖，超短裙圆圆，进过的舞厅千千万，搂过的小姐万万千，有没有付费？没有！”
市委书记最后作总结：“奶头尖尖，屁股圆圆，提拔女干部千千万，睡过女秘书万万千，有没有处女？没有！”
五位领导不分高下，决定公款买单。
改革前三十年惨痛的历史教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就置“保护农民私有财产”和“个体劳动者所有制”的法律规定（见《共同纲领》和《五四宪法》）于不顾，发动了苏式“合作化运动”。
虽然关于合作化运动的“文本决议”规定了“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国家帮助”的原则。但因为照搬苏联所谓“集体化”模式，并不断地反右倾、批“小脚女人”，实际上工作中，始终存在着层层施压、强制推行的问题。这样的合作化运动，既不符合国际通行的合作经济规则，也不符合马克思关于“让农民自己通过经济道路来实现”“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的思想。所以，合作化运动遭到农民的消极抵抗。
为缓解社会矛盾，避免农业萎缩，东北局、华北局在合作化运动开始不久，就在《农业生产合作社试行简章》中作出了允许社员家庭“留出自用少量菜地及宅旁果园由自己经营”的规定。在合作化运动高潮中，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由邓子恢主持修订并经中共七届六中全会讨论同意）规定：“允许社员有小块的自留地”，“每口人所留的土地至多不能超过全村每口人所有土地的平均数的百分之五”。
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这个问题，只有在新的基础之上才能获得解决……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说：“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
1957年7月，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认定：退社的富裕中农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所以，他要求“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批判某些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对他们进行“说理斗争”。他断言，“在农村中，仍然有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资本主义，这样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斗争，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取得彻底胜利”。
1958年，毛泽东支持一些地方搞“小社并大社”，并发动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赞赏河南、河北等地将社员的自留地、自养畜，甚至生活资料收归公社所有。强力推行大办公共食堂。
面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造成的严重困难，毛泽东虽然不得不同意进行政策调整，甚至做一些自我批评，但从内心并没有改变反对“资本主义倾向”，追求纯粹公有制的情结。在经济调整初见成效的情况下，他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次全会上断言：“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他们“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他要求，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1963年5月，毛泽东主持制定的“社教运动”“前十条”，重申了这些观点，明确提出“击破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包围”的口号。
“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文章，把经济调整时期的政策说成“三自一包”（自负盈亏、自由市场、自留地和包产到户），并定性为修正主义路线，组织全国范围内的大批判；通过“九大”，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活动，把农村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说成是资本主义因素、资产阶级滋生的土壤；通过推广大寨“大批促大干”的极左经验，再次刮起“割资本主义尾巴”，“堵资本主义道路”的风潮。
《反右数据库》：全国抓出五十五万名“右派”，“估计有40万到70万知识分子失去职位，并下放到农村或工厂中劳动改造”，“总计约140万人被归为右派或者中右派遭到迫害；《大跃进和大饥荒数据库》：“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提供了一个数字：“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但是对于三年灾难的死亡总人数，则采取了回避的态度。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杨继绳经过多年研究写成《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该书被认为是有关大饥荒最详实和最权威的记录之一。杨继绳参照中外多方面资料的研究说明：从1958年到1962年期间，中国饿死3600万人。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为4000万人；《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给出的文革数据是：420余万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000余人死亡，13万5000人被以反革命罪处决，武斗死亡23万7070人伤残，7万1200余家庭被毁。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说：文革期间，全国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
四十年政治体制改革
1978年起的改革开放实际就是否定毛泽东思想，解放思想禁锢，去除束缚人民的枷锁。中国的改革开放从“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和混乱中起步，在国民经济一片萧条中起步，一是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二是废除人民公社体制、三是简政放权、四是废除“四大自由”，恢复法制、五是党政分开、六是进一步下放权力。1987年12月，十二届七中全会讨论并原则同意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其主要内容有：党政分开、党的制度建设（加强政治局作用、加强中央委员会作用、党代会常任制等）、权力下放、机构改革（精简和编制约束）、人事制度改革（进一步年轻化、分类管理、任期制、改革退休制度-社保）、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公开性和公共政策对话与辩论）、完善民主（公民基本权利）等等。
但无论怎么改，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变或者说进一步得到了加强，坚持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此，中国的改革开放从未动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是行政体制的改革，人民的权利未得到保障，民主选举至今没有走出村，普选、直选只是遥远的梦想。
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是 “摸着石头过河”，是技术官僚在较开明的领导默许下无论姓“社”姓“资”，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区别，没有触及到灵魂的政治体制改革。这样的改革注定中国的发展道路举步维艰。
中国的经济改革
中国的经济是在国家资本主义下，以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并驾齐驱的中国模式，侵犯劳工权益、人民用生命的代价换取的。具体方法有国家资本、土地财政、公路收费还贷、低成本的劳动力、环境污染、香港、台湾等的投资。
香港资金雄厚作出最多的贡献包括：内地的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内地批准的第一家合资、合作企业，第一家五星级饭店，第一条合资兴建的高速公路，第一块土地的拍卖等等，在改革开放史上占了重要的印记。中国改革初期，以香港资金（港资）占最大比重，达百分之八十。
直至2011年全年，港资仍占外资比例达66.3%（投资金额770.11亿美元），是内地吸收外资的最大来源地。港澳在广东省的投资项目超过10万个，实际利用资金1200亿美元，占广东省实际外来资金的三分之二，其中绝大部分投资来自香港。促使粤港澳形成了以广东为加工制造基地、港澳为购销管理中心的独特格局。数以万计的港澳投资企业在广东各地蓬勃发展，数以百万计劳动力受雇于港澳投资企业。珠三角地区形成了具竞争力的动态化产业集群、开放型，影响世界的加工制造业基地。深圳市投资额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和年出口1000万美元以上企业中，约80%是港商投资或参与投资的。2007年，深圳国内生产总值比1978年增长了789倍，南方最重要的高新技术研发和制造基地。香港资金的投资，迅速推动广东从农业为主的省份发展成工业发达的经济大省。广东的国内生产总值从改革开放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省份排名第第5位逐渐成为第1位。
台湾大规模投资始于1993年邓小平南巡后。1992年到1994年，台商对大陆投资项目计2.3万家，协议金额200多亿美元，实际投资额75.8亿美元。从1993年台商赴大陆投资第一波高峰开始到两岸经贸论坛，台商在大陆投资的企业已达6万家，累计投资金额约2000亿美元。目前大陆是台湾第一大出口市场和最大贸易顺差来源地。 2014年两岸贸易额为1983.1亿美元，较2013年增长0.6%，其中大陆对台出口462.8亿美元，自台进口1520.3亿美元，大陆与台湾贸易逆差达到1057.7亿美元。
根据海关统计，2017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7.79万亿元人民币，比2016年增长14.2%，其中，出口15.33万亿元，增长10.8%；进口12.46万亿元，增长18.7%；贸易顺差2.87万亿元，收窄14.2%。
至2017年中国进口贸易方式中一般贸易进口额为10827.5亿美元，占全部进口额的58.8%，较上年有明显的增加。而加工贸易进口额为4312.1亿美元，占比为23.4%。2017年中国出口额最大的国家依然为美国，出口额为4297.6亿美元，占总出口额的19.0%，欧盟和中国香港地区分别位列二、三位，出口额分别为3720.5亿美元和2792.9亿美元，分别占总出口额的16.4%和12.3%。
2017年，中国进口额最大的国家或地区为欧盟，进口金额为2448.7亿美元，占总进口额的13.3%，东盟、韩国和日本分别位列二、三、四位，进口额分别为2356.9亿美元、1775.1亿美元和1656.5亿美元，分别占总进口额的12.8%、9.6%和9.0%。
开放中国市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占世界经济1%到现在的15%，仅次于美国的21%，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全球第一；世界最大贸易国；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家和出口加工制造国。从开始改革开放的1978年到2012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225美元增长到6000美元。
中美贸易争端缘于2001年中国加入WTO时对美国做出的种种承诺，时任总理朱镕基亲自去谈。以前不能接受的条件，朱镕基一个接一个的答应了。中国代表龙永图在后面急的不停给朱镕基递纸条，说“不能答应！”朱镕基不爽了，回头大声说：“龙永图不要给我递纸条了！”
中国加入WTO的承诺：关税减让——工业产品的平均关税2004年降至8.9%。——农业产品的平均关税将降至15%，农产品进口和销售无须通过国营企业和中介机构。中国国内农业补贴上限为8.5%。取消对大麦、大豆、油菜籽、花生油、葵花籽油、玉米油和棉花籽油的进口关税配额体制。——信息技术产品关税最迟将于2005年被取消。贸易权——入世后的第一年，外资占少数股权的合资企业将全部获得进出口权，在加入WTO后头两年内进一步扩展至外资占多数股权的合资企业。入世后三年，所有中国境内企业都将获得贸易权。在服务贸易领域的上百个部门中，银行金融、通信网络、保险证券等逐步放开。在知识产权领域，中国要完成相关法律法规的修改，使其与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以及其他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规则相一致，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等等。
美国认为对中国兑现了早年的承诺，并且关税很低，但中国没有兑现入世承诺，用各种贸易壁垒和高关税应对美国产品进入。比如，美国极具竞争力的电影、艺术等文化产品，以及药品、汽车等高科技产品，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产品，中国对其设置了很高的关税和审查，而对美国最具有竞争力的互联网和媒体则全面封禁。这相当于美国具有竞争力的产品根本进不了中国，或者进了中国被征收很高的关税，而中国产品在美国可以畅通无阻。
如果中国政府遵守WTO规则，中美贸易是不可能出现那么严重的贸易顺差的。现中国对美国贸易5700亿美元，顺差达到4500亿美元。
如果中国政府遵守WTO规则，中美贸易是不可能出现那么严重的贸易顺差的。现中国对美国贸易5700亿美元，顺差达到4500亿美元。
以钢材为例：2017年，中国粗钢产量83173万吨，比上年增长5.7%，增速比上年提高4.5个百分点；钢材产量104818万吨，增长0.8%，回落1.5个百分点。焦炭产量43143万吨，下降3.3%，上年为增长0.6%。铁合金产量3289万吨，增长0.5%，上年为下降2.8%。钢材出口7543万吨，下降30.5%；进口1330万吨，增长0.6%。铁矿砂进口107474万吨。2017年全球钢铁需求量为 16.47亿吨。中国钢铁产量比全球需求还多，严重干扰了市场的调节功能，也形成了所谓美国的“铁锈地带”。
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在于外贸的高增长，如果按照这样的增长，全球其他国家可能不再需要生产商品，全部made in china.因此，中国的出口增长率不利于互利共赢。
中国的法制改革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但开启了经济上的改革开放，也启动了中国法制的重建。全会公报中明确提出，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同时还确立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针。
1979年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一天之内通过了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等在内的7部法律，被称为中国法治史上著名的“一日七法”。1980年，对所谓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虽然带有政治性，但也正式宣告了对文革法制浩劫的追责。
1982年，中国政府通过颁布新的宪法，强调要维护宪法与法律的尊严与权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1996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把“依法治国”确立为治国的一项根本方针和奋斗目标。2004年修改《宪法》，确认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基本原则，“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2018年，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内容包括再一次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写进宪法正文，赋予地级市地方立法权、设立国家监察机关、取消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任期限制、从宪法层面上确立宪法宣誓制度等。
现行《刑法》1997年制订，删除了“反革命罪”，最近的《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确定无罪推定的原则。名义上修改了中国法治。法治是治官之治，中国离真正的法治还很遥远。
但中国法律是“党的事业至上、人民的利益至上、法律至上”，面对三个至上，贺卫方教授震耳发聩地质问“三个之上，究竟哪个放在前面”
？政府借“颠覆国家政权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寻衅滋事罪”等口袋罪打压维权人士和持不同政见者。在行政法律法规方面，《行政诉讼法》颁布虽然已近三十年，但长期以来，普通民众状告政府的胜诉率徘徊在2%左右，这种尴尬的胜诉率原因主要是，法院缺乏足够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法院受到了来自政府的各种干预。
中国司法不独立，导致大案讲政治、中案看影响、小案靠关系，从而制造了大量的司法腐败和冤假错案。
中国教育改革
1977年9月，中国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这是具有转折意义的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高考的招生对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会议还决定，录取学生时，将优先保证重点院校、医学院校、师范院校和农业院校，学生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
40年前邓小平“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恢复高考点燃亿万青少年学习热情，科教兴国逐步确立为党和国家的发展战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时代和国家的最强音，中国教育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
在当时相对比较宽松社会环境，知识分子有一定的自由空间，社会的发展为知识分子提供了舒展才能的舞台。中国的留学生行业从无到有，据统计，1980年到1985年，有近万人选择自费出国留学；1986年至1990年，中国内地自费出国留学人数达到13万人；1991年，在外中国留学人员总数已经增至17万人；....2017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高达60.84万人，继续保持着世界最大留学生源国的地位。大批的海归将国外的先进文化、科技、管理理念带回中国。中国政府利用2008美国和西方的金融风暴，在美国教育界、科研界大规模引进人才，在过去十年有一个非常大的意外收获。
1978年，中国小学升入初中比例60.5%，高校在校生85.6万人，研究生1万人。40年后，目前中国各级各类学校51.4万所，在校生2.7亿人，学前教育三年毛入园率从10.6%提升到79.6%，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从94%提升到99.9%，初中阶段毛入学率从66.4%提升到103.5%，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从33.6%提升到88.3%，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7%提升到45.7%。中国教育为中国社会培养了大批的各类人才，为中国经济、政治、文化作出巨大的贡献。
中国教育政治挂帅，是管控最严的部门“……他们要颠覆我们的国家，颠覆我们的党、这是问题的实质。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主要是思想教育”邓小平（1989年6月9日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级以上干部时发表）。目前中国教育存在浮夸风大跃进，学术交流、学术自由、学术创新受到限制，激发不了个人的想象力、创造力。中国的科技管理体制和行政控制让很多科研人员无法适应，一些海归科学家回到中国涉及举家迁移，涉及到家人和继续和国外的朋友等社交媒体的交流，保持习惯的自由生活方式。
中国在各个大学设置了信息员，打小报告举报老师，并在教室里安装了监控探头。凡是和中国共产党政策相抵触的言论就可能下岗。
中国的科技体制改革
中国的科技发展主要是加入世贸组织后开始腾飞的。中国目前是世界产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
1988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科技创新的第一资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技人力资源得到恢复和发展。中国虽然说申请的专利非常多，但仿造或者剽窃的东西太多，最终能发挥实际作用的并不多，中国引以为傲的高铁技术，是日本新干线、德国技术逆向仿制，然后成为中国的发明创造。
“以市场换技术”战略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开放国内市场，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引导外资企业的技术转移，获取国外先进技术，并通过消化吸收，最终形成中国独立自主的研发能力，提高中国的技术创新水平。
并不是任何“市场”都可用来换技术的，只有外资企业具有相对技术优势的产品供给，中国企业又无法或完全满足的“市场”才能拿来换，这才不会对中国民族企业构成威胁。“技术”必须是高于中国或中国不具备的技术，利用它能生产出我们国内还不能生产或是能生产但质量差、成本高、资源消耗多、缺额大，需要长期大量进口的先进产品，特别是那些高、精、尖产品。“以市场换技术”，不是将市场份额直接给予外资企业，而只是将市场对外开放，国内企业仍可在该市场开展商业活动进行竞争，并努力夺回市场。见当时的《对外贸易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
1978年5月2日至6月6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中国政府经济代表团访问法国、联邦德国、瑞士、丹麦和比利时。访问期间，五国政界和工商界人士普遍表示，西欧愿意为中国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提供技术、资金和设备，对中国的广阔市场和丰富的资源抱有极大的兴趣。6月下旬，在听取了谷牧的专题汇报后，叶剑英强调：“我们需要他们（西欧）的先进技术，他们资金过剩，技术需要找市场，引进技术的重点应放在西欧。”
合资经营就是变相的技术转让。1978年10月，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同中方谈判重型汽车项目的技术引进时提出了合资经营的概念。该公司董事长汤姆斯·墨菲向中方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只同我们谈技术引进，而不谈合资经营（joint venture）”。李岚清向国务院汇报这一情况后，引起中国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邓小平对此批示：“合资经营可以办”。一机部的领导立即决定，重型汽车技术引进项目、北京吉普和上海轿车技术引进项目，都可以与外方谈合资经营。
中美贸易战，其中主要争议点就是中国强制美国企业技术转让，是中美贸易战的核心问题，既是特朗普政府施压中国的缘由，也是中国竭力想要“洗白”污点的对象。
2018年9月26《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中国如何系统性获取美国企业技术”的文章，指中国政府动用一系列手段来获取美国企业技术，有时甚至使用强制手段；但中国则认为，这是换取市场准入的门票。
“如果有人在黑暗小巷里被捅刀，你在第二天早上之前不会知道是谁干的。但凶杀案确实发生了。”IBM国际商业机器有限公司副总裁帕狄拉（Christopher Padilla）告诉布兰斯塔德，中国有很多报复方式。美国企业一直抱怨中国政府强迫其转让知识产权，这种担忧在近期被进一步加剧，从化学品、电脑芯片到电动车等行业都涌出一批中国扶持的“冠军企业”竞争对手，进而部分美国企业转变立场，开始要求美国政府为他们出面发声、解决中国的强制技术转让问题。
9月25日，“中美经贸摩擦白皮书”指出，多年来美国在华企业通过技术转让与专利许可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是技术合作的最大受益者；更说美国公司是自愿与中国企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美国贸易代表署（USTR)的301调查在总统特朗普授权启动后，经过7个月时间进行调查、取证，汇总成逾200页报告，所有过程、报告均公开可查。报告指，中国政府使用各种工具，包括不透明和酌情行政审批程序、合资要求、外国股权限制、采购和其他机制来管理或干预美国公司在中国的业务，以要求或压力将技术和知识产权转让给中国公司。此外，许多美国公司报告面临模糊和不成文的规则，以及与中央政府规则不一致的地方政府规则，这些规则是由中国政府官员以有选择性和不透明的方式应用于压力技术转让。
中国政府公布的“中国制造2025年计划”，明确要求中国到2020年实现十个重要领域40%的“自给自足”，到2025年实现70%的“自给自足”，包括航空航天设备和航空航天设备在内的广泛行业的核心部件和关键材料。美国政府感到恐慌，与中国以前的计划相比，中国制造2025将重点扩大到占领全球市场份额，而不仅仅是中国市场的主导地位，也是“利用国家资源在全球范围内改变和创造这些领域比较优势的更广泛战略”的一部分，更具侵略性。
另外一个担忧是美国的先进技术被中国获取后、从民用转到军用。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曾在2017年委托兰德公司（RAND）完成一份调查报告（题为《中方在美国航空业的投资》），报告指出，尤其要警惕中国以民用为由获取军事航空航天技术。在中国国内，很多民用和军事的飞机供应链以及核心部件生产都是重叠的，都是由同一家企业完成。中资企业可能通过合资项目或并购，以此为翘板推进中国本土的无人机技术、发动机开发和航空电子能力，因为这些正是中国欠缺的技术。
像通用航空电子技术（GE Avionics）既为C919提供核心航空电子系统，同时也为波音787提供核心航空电子系统。虽都是民用技术运用，但这项技术的前身是英国的史密斯航空航天（Smiths Aerospace）公司开发，该技术被用于台风战斗机（Eurofighter Typhoon）以及F-22猛禽战斗机。
报告指，“无论单个美国公司如何回应，中国政府的技术转让制度都会剥夺美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上获得合理回报并开发合法获得的知识产权的能力，从而对竞争产生相当大的负面影响，考虑到中国市场规模庞大且不断增长的战略重要性，竞争激烈的障碍对美国公司是非常有害的。”美国贸易代表署（USTR)的301报告写道。
不仅是美国公司，欧盟的企业相关调查也显示了同样的结果。在一项欧盟进行的1000家驻华公司的调查中显示，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外国公司通常更愿意通过外商独资企业而不是合资企业在中国投资。
该调查结果是，大多数（52%）选择全资拥有企业，32%的企业希望能获得比合资企业更大的所有权股份，只有12%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会选择与现在的中国合资企业合作。
美国贸易代表署（USTR)的报告说，中国政府在指导和协助中国工业技术发展中制定的战略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IDAR），这一战略尤其在过去十年中对引进国外技术的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报告说，这套战略激励中国政府部门和政府官员通过一系列执行行为、政策和手法获得外国技术，为中国培养“冠军企业”。
综上，中国的改革开放到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中国模式不可持续、中国经验不可复制，人民收入并未得到大幅度的提升、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并未得到质的提升。
有人戏言：真正关心人民收入的只剩税务局；真正关心下一代的只剩计生委；真正关心明天的只剩气象局；真正关心房价的只剩拆迁办；真正和人民打成一片的只剩城管；真正能言善辩的只剩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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