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中国开会去

作者汪华斌。

《国际会议为啥扎堆在中国开》

2011年2月13日，中国财政部、外交部联合发出《关于严格控制在华举办国际会议的通知》。通知要求：要严格控制在华举办国际会议的总量；不得在同一时间或短时间内举办主题相同或类似的国际会议；严格控制会议规模；不得擅自对外承诺提供任何免费服务……《通知》中对在华国际会议的规定几乎面面俱到，每一条款所触及的，都是当下在华国际会议的暗疮。

为什么要“严格控制”在华举办国际会议？那些曾经象征着中国各个地方都在大步迈向国际化的各种国际会议，如今在中国已经演化成了什么模样？有会展界业内人士说：就像中国人能把全世界的房价炒起来那样，许多国际会议来到中国后，规格和身价也就眼见着水涨船高。而除此之外，很多在华举办的国际会议本身亦别有一番奥秘和玄机。

　　

“到中国开会去”

　　

“我不在中国开会，就在去中国开会的路上。”这句中国网民“义务”为外国政要和商人量身创作的口号，在财政部和外交部联合发出的“严格控制在华举办国际会议”的一纸通知面前，注定更加形象和生动。这纸通知也引起了英国人安格斯?韦其的注意。

　　

自从担任英国某知名媒体驻华记者以来，安格斯已经被那些大大小小的国际会议邀请搞得有些头大。

　　

刚开始，安格斯还觉得参加这些会议“不仅浪费时间还有悖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规范”――会议的主办方会帮你打点好从机票到食宿的一切，尽管会议常常很枯燥，但午餐十分丰盛，下午的游览更是“贴心”，最后还会在信封里收到“意外惊喜”。但时间久了，安格斯还是决定选择大约每10个邀请中的一两个出席。事实上，安格斯的困扰，也几乎是每一个境外驻华记者的必修课。

　　

长期以来，除了国家层面正规的国际会议之外，各地大小城市似乎也染上了“国际会议瘾”。会议多数由地方政府直接或间接主办，由财政埋单。有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09年，中国主办的国际会议不断增多，从每年83个上升至245个。马来西亚《星报》北京分社主任周豪文向记者透露，在他驻北京的4年多时间里，曾先后参加20多场国际会议，而至于曾收到的邀请，则数不胜数。

　　

当然，一个巴掌拍不响。中国人爱开会，而不少外国名人政要也着实乐意来中国出席。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也今非昔比，如今东西半球经济和政治布局都发生了极大变化，许多外国人对中国的兴趣也愈发浓厚，当然，兴趣的出发点多半还在纯粹经济利益。”在中国会展经济研究协会副会长陈泽炎看来，由于中国在各个领域都凸显出参与全球的活力，因此，多数外国人喜欢来中国开会的原因可能在于商机的发现，核电、粮食、石油乃至轻工业领域尤其如此，一般而言，会议的专业性越强，对参会者的吸引力越大。

　　

“事实上，像玉米行业大会、地震大会、数学家大会、生物制药大会，这种务实的国际会议，恐怕并不在此次两部委叫停的范围之内。”在陈泽炎眼里，国际会议可分为两类，一是由国际会议组织（ICCA）发起、各国申办、不占用财政拨款而完全市场化运作的国际性会议；另一种则是完全由政府牵头、消耗财政拨款、付高额出场费请国外专家、讨论所谓“经济形势”等较为空泛议题的国际会议。严格意义上而言，后者并不能称之为国际会议，它在中国，有一个更为贴切的叫法：官办国际会议。此番两部委出台细则叫停的，也就是这些官办国际会议。

　　

大包大揽的“官办会”

　　

“既然是国际会议，首先得有洋面孔吧，花钱请；还得有国际影响力大的媒体吧，花钱请。钱不是问题，只要面子好看。”近年来，官办国际会议在全国各地“高歌猛进”，规模越来越大，档次越来越高，排场亦越来越惊人。

　　

尽管消费水平不一，每场会议具体花费无法计量，而官方也尚未公布中国每年花在国际会议上的钱到底有多少，但是从个别国际会议中透露出的信息却可以让我们窥得一斑。“北方有两个城市在争办某个国际会议时曾打得不可开交，还没开呢就已经扔出去几千万，真正操办起来的花费，也就可想而知。”陈泽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近些年中国叫停国际会议的声音一直都有，但却越治越乱，归根结底是一个利益问题。而目前，国际会议支出已经成为政府财政的一大负担。

　　

当“首届”、“规模最大”、“规格最高”、“人数最多”等关键词，频频在地方官员的报告中出现时，从国际会议到官办会议的变形记，也就悄然完成。

　　

“在国际会展界，中国基本已经成为免费的代名词。”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不少在华召开的国际会议，外宾都能享受如下待遇：头等舱，五星级住宿，吃大餐，高出场费，高规格出行、观光，等等。几年前央视的一档节目里中外市长的对话，亦为“免费”提供了相当形象的注脚。在该节目快结束时，主持人邀请外国市长来华访问，该市长说当年的预算已经花完，没有钱来中国。此时，中国的市长反应很快：“没问题，您来吧，费用我们解决。”与之相比，多年来，中国的不少官办国际会议，几乎每一个毛孔亦都渗透着如此财大气粗、一掷千金的豪气。

　　

前述业内人士指出，一向以组织正规国际会议著称的ICCA，也被中国惯出了一身毛病，“达沃斯就是很好的例子，夏季达沃斯本身价值多少先不说，关键是到了中国要价就翻番。”这种说法，得到了《人民日报》前国际部记者王南的佐证。曾到十几个国家参加过数十场国际会议的王南表示，达沃斯这样的会议在西方已经走下坡路了，但是到中国来，收的参会费很高，一般要3万块钱买一个参会指标。“这已经变成一种变相圈钱的形式了。”

　　

要政绩，还是要会展市场

　　

事实上，从市场角度而言，一次会议完全有可能成为赢利的买卖，这也就是为什么“会议经济”以及“会议产业”能在中国方兴未艾的关键。

　　

以行业国际大会为例，陈泽炎揭示了一次会议有可能成就的商机：先是有民营公司从决策层面提出会议创意和主题，分别向行业内专家和企业发出邀请，双方一旦产生需求，与会者同意缴纳注册费，便能形成市场；决策之后，由专业的承办组织负责落实，发信息、做网站、联络、接待、注册登记、收费服务，而下游环节则涉及会场的布置、设备、同声传译、宣传及会后旅游……就这样，由一场会议为中心的产业链就此形成。“每个环节都能产生效益，像日内瓦，就是会议养出来的城市。”

　　

但中国正好相反，属于“城市出钱养会议”。“首先是国家拨款，从源头上就出了问题，花起来不心疼，没收益也无所谓。官办国际会议就等于花钱买一个乐呵、热闹。损耗与本身产生的价值不符，政绩要求高于市场规律，等于走偏了。”陈泽炎说。

　　

尽管没有具体的数字统计，但官办国际会议带来的巨大浪费，已然成为不争的事实。“国家关于国际会议的文件1985年有一版，中共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做的，1995年有两版，《严格控制在华举办国际会议》和《重申加强外事纪律严控在华召开国际会议》，看上去虽然题目都很严厉，但这些年下来，似乎也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中国国际科技会议中心会议总监武少源说，他从1985年开始从事国际会议的组织工作，到现在已是26年的时间，亲眼目睹多年来中国国际会议如何一步一步从严谨正规演变为现在的“乱象”。“这么多年一直在叫停，但是就像中国房地产调控一样，今天六条明天八条，能起多大作用？最根本还是有一个形象工程，有一个利益在那里。”

　　

王南则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会议还是要多开，因为肯定会潜移默化地增进中国与国际的相互了解，至于其他的所谓“国际会议”，“也不要仅仅在形式上控制会议的次数和规模，还应该把重点放在如何改进会议内容，提高会议效益上。”

那些不得不说的秘密

　　

一场国际会议在中国的变形究竟如何完成，而所谓“官办国际会议”的背后，到底又隐藏着怎样的潜规则？为此，记者先后走访了一些资深国际会议组织者和业内知情人士，希望可以一窥在华国际会议那些不得不说的秘密。

　　

秘密1：三明治与饕餮大餐

　　

“会议用餐以自助餐为主，可安排一次冷餐宴请，不再另外安排迎送宴请。”在财政部、外交部联合发出的通知中，餐饮一项赫然在列，且规定极为详细。事实上，这一细则所针对的，正是在华国际会议餐饮中的严重浪费现象。

　　

“仅餐饮一项，就占了一场会议总支出的将近50％。”这一点，让曾到澳大利亚开会连吃5天三明治的武少源十分感慨，“你在北京，去任何一家酒店说我要吃三明治，它给你做吗？”而据记者调查，目前无论是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还是国家会议中心，都有餐饮消费最低起步价100元的标准，统一配送的盒饭则高达80元。有趣的是，任何参会人员不准携带中心以外的食品入内，“我要吃麦当劳，那不许你进。”而会议期间的茶水饮品，“2000年的时候，一杯茶一杯咖啡一个人是8块钱，后来涨到10块钱，现在最低都是30块钱。”一方面是主办方无意识浪费，一方面是酒店强制造成的浪费，“但是你也没办法赖酒店，这些都是企业行为，它要还本付息，就必须把费用定得很高。”

　　

秘密2：100人的会议，200万元预算

　　

“会议经费由我方全额负担或由与会各方分担的，应统一按照会议标准制定经费预算，我方负担的经费应纳入部门预算管理。”财政部、外交部的通知这样规定。

　　

任何一场国际会议的操办，都离不开钱。一场官办国际会议的召开，必须先有财政拨款。按照常理，会议召开之前的预算报批便十分关键，理应丁是丁，卯是卯，来不得半分含糊。但事实正好相反――国际会议的预算报批，经常令人感到莫名其妙。武少源介绍说，他经常接到一个会议的报批单，一共就百十来人，却跟政府伸手要近200万元的经费预算，“一个人两万块钱，你干什么使啊？”在武少源看来，不靠谱的预算账单太多了，基本上那些以“发展基金/资金”命名的，都有小九九。比如说，本是开国际会议，却申请购入大批固定资产，例如买10台计算机，10台打印机，2台摄像机，甚至高档用车都在预算之列……“买那么多固定资产的理由是什么？”“会议要留照片、留资料啊，再说我们还要开第二届呢。”

　　

事实上，据业内人士透露，那些能够被称为“国际会议”的预算，基本都是如此，100人的中小型规模会议，申请100万～200万元的预算并不稀奇，只要是能挂上“国际”两个字，身价立刻就能翻番。

　　

秘密3：“前面一排最好全是部长”

　　

财政部、外交部的通知规定：“各地区举办国际会议或涉外活动，不得竞相抬高国内外会议代表的规格，不得相互攀比。”

　　

在武少源看来，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一次国际会议的收益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还在于“形象工程”，“我们又开了什么什么会，是首届，史上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写文章造舆论吸引眼球，这个就是最大的收益。”而在一些二级城市举办的国际会议中，更是流传着一些不成规矩的规矩，例如“最好前头一排全是部长，或者全是省长，官越大越好，档次越做越高”。

　　

秘密4：每一个环节都可能产生腐败

　　

财政部、外交部的通知规定：“要严格控制会议的住宿档次，并按照国际惯例不配备生活用品，不发会议纪念品，不赠送礼品，不组织公款游览、参观等。”

　　

会展行业中，会议礼品的存在是合理现象，礼品的纪念意义应该高于其金钱意义。但事实是大多数官办国际会议则一味讲究礼品的价格，据知情人士透露，某些会议上，如数码相机、苹果手机甚至是手提电脑等数码产品，都会当作纪念品送出。“其实有的纯粹就是操办会议的人自己想买个电脑又不想花钱，或者一味讨好领导，索性借花献佛。”至于会议背后，则隐藏着更多秘密：首先是地方政府大多不可能独立完成一次国际会议的筹办，需要付费委托给民营的会议组织公司，问题便会出在这些公司身上，一是他们多有政府背景，背靠大树好盈利，公款落入私人的口袋，更严重的，可能甚至涉及通过办会以达到洗钱的目的。

　　

还有一个容易产生腐败的环节在酒店。首先一些城市的酒店本身就带有政府背景，虽然它的建设成本极高，回本十分困难，但政府能享受酒店的超低优惠价。例如市场价1888元的客房，政府挂名，便能享受800元乃至更低的优惠，但在预算申请单上，酒店价格却仍填写原价，中间产生的差价最后落入谁的口袋，则成为另一个难解之谜……而至于会议组织过程中的赞助商招标等环节，都成了腐败生发的温床。

　　

“请人家得给出场费吧，很多人以为请到就很不容易了，但其实有些人愿意来，愿意挣这个钱，要是再碰上那些看准中国钱好赚，专门来中国巡回淘金的，还真就一拍即合。”此话不假，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两次中国行备受追捧，先后赚走近百万美元；英国前首相布莱尔东莞演讲更是超越克林顿的出场费，创下新纪录；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全球第一CEO韦尔奇也分别从中国带走了上百万美元……而这个“出场费”是怎么“喊”上去的又是怎么个分的，谁也不敢保证这中间没有“猫腻”。

　　

一路分析下来，几乎每个环节都足以为腐败留下机会，至于一些政府或者机构热衷于邀请国外政要或名人，转而成为政要或名人在华的代理人经纪人，从中收取佣金，则更是不足为奇了。

　　

正是由于看到了有些“国际会议”有这许许多多的“秘密”，财政部、外交部两家才联手发出通知，要求控制国际会议扎堆儿在中国召开。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解读说，近年来，在华召开的国际会议越开越多，越开越乱。很多会议并没有提前安排财政预算。一些部门哪一天想起来开就开。开到一半，钱不够，就向财政部打报告要钱。边开会边要钱，这种情况都有。而很多国际会议其实并没有太多实质内容，只是打着一种招牌，或者说纯粹是出于某种需要。每年全国召开多少个国际会议？我们这里没有统计数字。但各地各部门召开的会议可谓此起彼伏。这样一来就对各级财政造成了压力。因此，严格控制国际会议在华召开，严格控制政府为某些所谓的“国际会议”埋单，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延伸阅读：《为啥全世界都羡慕中国举办会议？》

昨天碰到一位从澳大利亚回来的朋友，她说这次澳大利亚的舍命举办G20峰会；因为会前澳大利亚的外加官就在北京公开抱怨，说北京的APEC如此成功就令他们难堪；因为他们举办的G20峰会竟然就在北京APEC之后进行，从而使他们相当难举办G20峰会。他说“你们举办的APEC，多气派，多和谐，多温馨……；而这APEC原本也是澳洲人发明的。但自从在澳洲召开第一次APEC至今，几乎每一次都会遇到一些不满群众示威；还有一些捣乱分子。很多时候开会为了不影响市民生活，不激起公众不满；都是悄悄选择偏远地区召开的。可你躲得过群众，躲不过媒体。可是看看你们北京，弄得多好啊”。这位澳大利亚的外交官承认：他在澳洲外交部也干过多年，还是第一次看到民众自发拿着荧光棒夹道欢迎与会的各国首脑；还载歌载舞。要是在澳洲，不丢鸡蛋他们已经可以得到奖励了。他还说为首脑峰会燃放如此美丽的烟花，也是前所未有的；至于各具特色的仪式与硬件，更是叫这位澳大利亚的外交官羡慕不已。

是啊！如果没有北京的APEC会议在前，那么布里斯班这个城市也值得骄傲；因为自从1988年这里举办过世界博览会后，布里斯班再也没有如此兴奋过。为了举办这次G20峰会，这个城市已经准备了不止两年。然而当北京APEC会议期间，这个城市抑郁了；“民众自发拿着荧光棒夹道欢迎与会各国首脑，还载歌载舞。为首脑峰会燃放如此美丽的烟花，也是前所未有的；这下G20峰会叫我们怎么开”？

要知道两次如此高级别会议相隔如此之近，从而自然很容易产生联想；我们看到在APEC期间的北京，停工、停车、停学；全社会高度统一的为APEC，结果这会议办得“气派、和谐、温馨”。从而使高兴的澳大利亚人胆怯了，因为他们举办的G20会议很容易叫人与北京的APEC比较；结果是澳大利亚产生“阴影”了，

我们知道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举办任何“重要的世界级会议”，都会有一些人抓住机会抗议、示威；当然也会有一些人抓紧机会出来捣乱。不管是抗议就业不公、气候变化应对不力、资本主义腐化、土著生存压迫，还是抗议普京乃至中国；这都是自由的表现。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在澳大利亚开会的首脑和记者们看不到拿着国旗夹道欢迎的小学生；只有一个接一个的抗议组织。因为澳大利亚政府既无法让他们止于吐槽，也无力让他们认可“G20峰会是大事”；对于这些存在感很强的抗议组织，澳大利亚警方竟然表示“理解并支持每个人在自由表达的权利”。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北京APEC期间给人的感觉是和谐；而在布里斯班市政府鼓励市民在峰会期间出游，并规定出游者可获200澳元（约1000人民币）；但至今没有半个市民愿意领走这个奖励。结果市民的生活和出行大受影响，同样怨气连天“以后各国首脑请去荒无人烟的孤岛上开会”；这就是自由人民的呼声。

我们知道没有什么国际会议是赚钱的，所以澳大利亚也为此次G20峰会拨款了3.6亿澳元(约合19亿元)；其中1.4亿用于扩建会场，1亿用于安保。当然国外的媒体可不与政府同声；当媒体扒出了联邦政府各种“巨额”合同后，这让反对党和国民为政府只是加长一张会议桌就花了3.6万澳元（约人民币19万元）而感到愤怒。正因为如此，所以总理阿伯特就更改了前总理陆克文的计划；通过租借而非购买领导人豪华轿车削减了800万澳元，同样取消酒店改造计划而让首脑们住在普通的五星级酒店等。所以澳大利亚官员感叹“作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经济首脑会议的东道国，我们很难降低成本而提供世界级的活动”。

然而我们办APEC就没有这么多的难堪，因为我们还是在空前的全国性节俭和反腐运动之下也花费了超过10亿美元；包括建设雁栖湖一座会场、26个风景区和一座购物村，以及一条人工河道和公路。同时我们全社会没有任何不同声音，全部是兴高采烈而且还是喜气洋洋的迎接各国来宾；是任何客人都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澳大利亚官员感叹‘幸亏悉尼奥运(2000年)早过北京奥运会(2008年)’；因为北京把奥运会搞得那么“高、大、上”之后，世界其他国家都不知道怎么办奥运会了；而且从那以后，世界各国对奥运会的热情也大大下降。正因为如此，北京举办完这次APEC后今后其他东道主国家不知道咋办了。更重要的是澳大利亚积极推荐将G20峰会给中国，因为只有中国才能给出一个独一无二的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