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摘要，供研究用，文章并不代表编者观点，相反可能是冤假错案。
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人大常委员主任胡立教是“红小鬼”出身。1928年，15岁的胡立教即参加红军。长征中，胡立教在红军总部（军委）二局做通讯情报工作，任副局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到新四军军部三科（通讯科）工作。皖南事变那场恶战中，胡立教和杨帆（解放初的上海公安局长）两人，从枪林弹雨的重兵包围圈中，最先冒死杀突围出来。
陈毅和刘少奇重组新四军军部不久，胡任三科科长。他领导的情报部门，被称为“胡立教部队”。新四军的老领导们都和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人大常委员主任胡立教是“红小鬼”出身。1928年，15岁的胡立教即参加红军。长征中，胡立教在红军总部（军委）二局做通讯情报工作，任副局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到新四军军部三科（通讯科）工作。皖南事变那场恶战中，胡立教和杨帆（解放初的上海公安局长）两人，从枪林弹雨的重兵包围圈中，最先冒死杀突围出来。
陈毅和刘少奇重组新四军军部不久，胡任三科科长。他领导的情报部门，被称为“胡立教部队”。新四军的老领导们都和胡立教极熟。刘少奇，陈毅等人见其均以“小胡”称之。
胡立教在解放后不久（1953年）即到李先念（前新四军五师师长）主持的财政部任副部长。其间胡曾在香港工作一段时间。58年“大跃进”时期，全国实行“大地委”，刚回北京的胡立教即被“外放”到牡丹江任地委第一书记。三年后，胡立教回财政部任原职。1964年10月到文革开始，胡就任人民银行代行长，实际在职仅一年零八个月。
人民银行有“李葆华的房子，陈慕华的车子，李贵鲜的票子，朱蓉基的刀子，戴相龙的招子”的顺口溜。胡立教没排进行长“顺口溜”里，应和胡晓阳事件无关。八十年代以前的计划经济体系中，人民银行只相当于一个财政部下属的半独立机构。被戏称为“财政部的大出纳”。其间几任行长均无任何“独立操作空间”。何况出身财政部，且只“代理”行长一年多的胡立教呢?
人民银行具有企业职能是在80年代初（即李葆华时代）“拨改贷”以后的事情，具有中央银行职能是在1983年后，即吕培俭时期。所以车子、房子、票子的解决，只能是在银行的业务受重视，且拥有独立财源以后才能办到。国家用货币政策调整宏观经济，也是开始于吕培俭和陈慕华时代。形势比人强，即使没有胡晓阳事件，胡立教也不可能从业务角度和改善工作人员生活条件方面，给人民银行留下多大影响。
胡立教当一把手的时间较短，魄力却不一般。他在牡丹江任地委第一书记兼军分区第一政委时，因工作意见分歧，和军分区司令员发生摊牌性冲突。连省军区也惹不起胡立教这位级别相当于中将的老红军。大校军衔的司令员，只好在胡立教的严厉斥责声中，卷铺盖去了吉林。说那位大校因祸得福，在吉林升了少将。
胡立教虽是“红小鬼”出身，但“国共合作”时期他曾在庐山受训，还长住过香港。在以“土八路”为主的老干部中，他算是比较讲究生活的。除了夫妻二人跳舞成迷之外，举止潇洒的胡立教还酷爱打网球和下围棋。他对起居条件也要求颇高。在牡丹江时，他的座车是从北京运去的“道奇”。他对为他和另三位书记盖的，附有简易网球场、假山和喷泉的宽敞新居还不满意。派人改建了不止一次才肯搬进去。
胡立教中年丧子，他的亲生儿子现在要是活着，也该有50岁了。胡晓阳是胡立教夫妇抱养的，胡夫人姐姐的二儿子(哥哥小名大阳)。胡立教的岳父母一直同胡氏夫妻和小外孙住在一起。
有养子在侧的胡立教，还是忘不掉他那早早夭折的亲生儿子。他的老同事们都记得，有好多次，当别人的儿子从他身边路过，胡立教叹口气，对孩子的父母说，“我的儿子要是活着，也该有你们的孩子这么大了。”这时候，胡立教那充满忧伤和落寞的眼神告诉大家，中年丧子，对他的打击太大了。
大概是胡晓阳的亲生父母既想念小儿子，又不好常来探望。他们有时送大儿子“大阳”到姨妈家住一段时间。和“表哥”在一起玩，是胡晓阳小时候最开心的日子。哥儿俩拿出胡立教珍藏的各种长短枪支，当玩具在院子里玩，那些只同五四手枪和7.62步骑枪打过交道的武警战士们，也趁机开了眼界。任凭两个外孙拿着真枪在院子里玩。外公外婆从来没有干涉过。也许是两位老人的溺爱，为胡晓阳后来的悲剧种下了远因。
幼年的胡晓阳并不是以“首领”的架式出现在孩子群里的。和年龄相仿的孩子们的交往中，家庭条件优越的“晓阳”，虽然经常从家里拿出好吃和好玩的东西分给大家，却经常扮演吃亏受气的角色。有好多次，“晓阳”捂着被打出血的鼻子，或被沙子迷了的眼睛，喊着外公外婆，哭着回了家。像普天之下无数受溺爱的孩子一样，有些娇气的“晓阳”是在两位老人的精心呵护下长大的。
顺便说一句，胡立教的岳父母，是两位非常善良的老人家。他们分担了外孙子在外面受的气，却从未训斥那些“欺负人”的邻家子弟，更没有向孩子们的家长或自己的女儿女婿告过状。
还是在牡丹江的时候，一位保卫地委书记大院的武警战士，端着小口径步枪，追打一只受了伤，藏在丁香树里的麻雀，一颗子弹打掉一根麻雀毛后，穿透两层玻璃窗，钻进了地委第一书记胡立教的家。万幸的是，子弹从两位老人的身边经过，在他们房间的墙上撞了个坑。两位受到惊吓的老人，看着那个闯了大祸，吓得魂不附体的“大孩子”，动了恻隐之心。关于这次“枪击事件”他们始终瞒着女儿女婿。
随着年龄的增长，胡晓阳的性格渐渐受到朋友们的喜爱。除了他“大方”以外，他还从不记仇，不会算计朋友，更不歧视那些家庭条件比他差得多的孩子们。有些“缺心眼儿”的晓阳，经常在别人的怂恿下干些“淘得出格”的事。出了事胡晓阳倒霉，得到好处大家分享。晓阳这样的性格，在父母的管教和“庇护”下，倒也平安无事，可一碰上乱世，自然凶多吉少。
在胡晓阳刚满十岁那年，文化大革命出其不意地降临了。在动荡起伏的政治斗争中，胡立教夫妇饱受冲击。与此同时，北京社会上却“玩儿”起来了一帮帮只知道吃喝，打群架，拍婆子的，流氓似的“老红卫兵”。涉世未深且无父母管教的胡晓阳，很快卷进了这些团伙之中。68年和69年，北京的大哥哥姐姐们下了乡。留下胡晓阳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们“独领风骚”。十年动乱一过，弱冠之年的胡晓阳，变成了地道的花花太岁。
七十年代末，胡立教携眷去河南任省长，和一机部老部长，八路军115师出身的段君毅“搭班子”。“家世显赫”的胡晓阳，到了郑州后，自然不甘寂寞。他和本地的流氓团伙一拍即合。几年时间，胡晓阳多次被刑事拘留，看在其父的份上，又被迅速放了出来。“省长儿子”的劣迹，很快传遍了郑州的大街小巷。
80年代初，胡立教被调到上海任市委第二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和新四军系的老战友，陈国栋、汪道涵等人组成新的上海市委班子。此时，身为深圳某报驻上海记者的胡晓阳，又在短时间内和另两位“恶少”，陈小蒙，陈琳瑚兄弟等人勾结到一起，“淫人妻女”，无法无天。他们的恶行，使胡晓阳成了当时群众对上海市委领导们的“三个意见”(陈国栋的秘书，胡立教的儿子，汪道涵的房子)之一。
顺便提一句，陈氏兄弟的老爹，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陈其五也非“等闲之辈”。据说，《毛泽东选集》里面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即由陈其五“原创”。
照当时的眼光看，胡晓阳等人的行为，是有些“罪大恶极”的味道。这群公子哥儿们，利用在闹市区深幽处的住所，以帮助调动工作和组织舞会为名，招引大量年青漂亮的女性，并使用各种手段诱奸、猥亵妇女42名，强奸甚至轮奸妇女9名。在胡晓阳等几个首领每人名下都有十几，甚至二十几位的受害女子。据知情人士讲，这些受害妇女中，绝大多数来自上海文艺界或企图进入上海文艺界的年青女子，有的甚至事后多年还在春节联欢会那样的大场面上走红。那些被列为被“强奸”的女子中，也不乏“主动献身者”。
“多行不义必自毙”，这句春秋时代郑庄公的话，像咒语一样降到了胡晓阳们的头上。在80年代中期，全国上下对高干子弟在社会上的胡作非为多有不满。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正要抓典型，以便杀一儆百。恰有两起案件送到他的案前。一是青海省办公厅主任儿子杨小民杀人案。杨小民在其父包庇下，杀人多年后，仍逍遥法外。总书记批示“杀人者偿命”，杨小民终遭枪决。另一起案件即为胡晓阳等人的流氓团伙案。此案在上海影响很大，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不敢作主，向胡耀邦请示。一身正气的胡总书记批示“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据此批示，胡晓阳、陈小蒙和葛志文在1986年3月以强奸和现在无法理解的“诱奸”罪被执行死刑。陈小蒙的弟弟陈琳瑚虽被判死缓，据说在狱中不甘受辱而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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