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983年初秋，我回家休假不久就被一纸电报召回部队，匆匆赶回驻地时已是晚上9点。连队通信员张付申在火车站口接我，他告诉我无须再回营区，连队就在市内某中学集结，要干什么不知道。那时我是步兵连长，驻扎在豫晋交界处的某市郊外。
连队官兵荷枪实弹集中在学校的大礼堂里，此外还有数十名腰挎手枪的警察和大都是妇女的居委会主任们。指导员万海峰把我拉到一边，翻开记事本对我说：连队要参加今夜统一时间开始的“严打”行动，在市区西北部3个街道办事处的地域内执行抓捕任务，何时行动要等统一的号令。指导员还告诉我，连队是在晚饭后用遮了篷布的卡车运送到这里来的，除了火箭排留守营区，3个步兵排都来了。
八十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开放还没有明晰的套路，在老百姓看来，改革开放就是联产承包、恢复高考和知青回城，还有倒爷、交谊舞和邓丽君的靡靡之音。这些事儿让文革结束后的中国显得有点乱，而流氓寻衅、盗窃抢劫等事端渐多，则让百姓颇有怨言。事情到了这个份上，国家自然会有些举措，不允许小蟊贼纷扰共和国的改革开放大业，于是就有了随后的严打。按当时的说法：可抓可不抓的，坚决抓；可判可不判的，坚决判；可杀可不杀的，坚决杀。而且要“从重从快”。
行动之前，全部人员被编成30多个小组，每组由两名军人、一名警察和一名居委会干部编成。公安机关已经事先拟好了抓捕名单。
因为抓捕行动呈网状，各小组按预定方案分头行动，所以连排长们都被分在了小组。我和三班长李彪、片警老张、居委会余主任（女）编成一个组，负责抓捕一条小街里的3个“坏人”。这些坏人现在看来大都是些打骂邻居、偷鸡摸狗或干些男女苟且之事的混混，但是在30多年前黑白分明的中国，这些人和事是不能被容忍的。
02
午夜零点，学校大门像闸门一样打开，数十个军警民联合抓捕组鱼贯而出，无声地消散在豫西北这座城市昏暗的街灯下。街上行人极少，对军警的秘密集结和出动，市民们浑然未觉，抓捕的消息被铁桶一般密闭着，军警从天而降，所有的“坏人”都是一脸迷茫，没有提前获知消息而逃离的。
我们小组抓捕的第一个人是住在四合院里的中年男人。居委会余主任上前敲门，男人披着衣服骂骂咧咧走到院门口拉开门闩，看到荷枪实弹的军警，惊讶地呆立着。余主任上前拍拍他的肩膀，说是要他到派出所集中学习一下，嘀嘀咕咕像是在商量个家长里短的小事，看得出平时也都熟识。中年男人显然是见过些世面的主，很快就平静下来，说回屋里拿件衣服就跟你们走。我很担心这家伙翻墙跑了，余主任却说没事儿，张警察也倚在门框上悠闲抽烟。我问张警察这人犯的是啥罪，张警察说是投机倒把罪，“从南方倒腾了上百台收录机，吃了豹子胆啦！”
不大工夫男人出来，一个女人跟在后面嘤嘤地哭。走到院外，三班长从挎包里取出麻绳把上前把男人的两臂从身后捆住，这下男人知道事情闹大了，跳着脚嚷嚷，女人也哭得更响。警察呵斥一声，女人不敢再哭，只是拉着男人的衣角不撒手。我和三班长都是在越南打过仗的，看到眼前的情景心里十分别扭，这哭哭啼啼的活儿计哪里是当兵打仗的人干的嘛？可那时候武警部队刚组建，兵力有限，警察全部出动人手也不够，于是这鸭子上树的活儿只好由野战军来干了。
抓捕的第二人是个结婚不久的年轻人，和人打架时伤了对方，派出所已经做过处理，但是赶上了严打，还要再抓。居委会主任上前叫开了门，没开灯的屋门里面站着个年轻女人，等张大眼睛看清了门外的军警，女人就喊叫起来，同时火速关门。还是张警察有经验，在门要关上的瞬间抢上一步，用脚卡住门边，两手使劲往里推，女人从里面死死抵住。就这么短短几秒钟的工夫，屋里的男人跳后窗跑了。
门被推开，军警进了屋，不大的房间里散发着新家具的油漆味，后墙上的窗户开着，床上被褥纷乱，床头还贴着个囍字。大家呆站着不知道怎么办好，眼下这屋里属我官儿最大，大家都看着我，但野战军只擅长处理敌我矛盾，对跳窗户爬墙头的事儿完全外行，于是我就问张警察这样的情况你们公安会咋办？张警察说和尚跑了就把尼姑带回去，否则不好交代，再说这女人帮着罪犯逃跑也算是同案犯了么。
其实看到刚才的情景我还是些恻隐之心的，人家刚结婚，棒子不打鸳鸯嘛，我甚至都想装聋作哑走掉算了，又不是打仗，胡乱应付几句也就糊弄过去了。可是再看那女人，昂首倚在门边，没有一点惊慌胆怯的样子，大义凛然地犹如革命志士，我们倒像是碰了一鼻子灰的国民党特务，于是心生厌恶没再说话，张警察就把女人带走了。
抓捕的第三人是个30来岁的惯偷，多次被抓，放了又偷，而且专吃窝边草，招惹得左邻右舍不待见，属于不抓不足平民愤的货色。在军警面前小偷很配合，麻利地穿好衣服，又伸出两手让戴手铐。这让我们有些尴尬，因为出发前公安分局就说了，要抓的人太多，手铐根本不够使，只备了些麻绳发给各组，有粗有细，酌情使用。三班长上前用细麻绳系住小偷的两个手腕，张警察大声说“刘三儿！进去蹲几天就出来啦，路上别他妈的想歪点儿逃跑，跑了事儿就大啦！”小偷连说是是是政府放心俺不跑也不再偷啦。
就在要走出屋门时，墙角床上的一堆破棉絮里传出一个老女人的哭声，那是小偷的老娘。老娘抽泣着说你们不让他偷俺娘儿俩不得饿死么？你们政府好歹给他找个事做他还会去偷吗？张警察这些场面见得多，面无表情地把流泪的小偷推走。走到门外，我对三班长说把发的两袋面包留下一袋，三班长说给了她我们吃啥？我说跟着连长还愁没吃的？两袋都留下！三班长就照办了。
03
把小偷押送到集中看管的派出所，已是深夜三点钟了，满院子的坏人都被从身后捆着双手，盘腿坐在地上，人群里不时发出“俺要拉尿”的怪叫。不远处的一棵树下，姿势古怪地立着一个人影，仔细看竟是张警察先前带回来的“革命志士”。只见那女人两臂抱着碗口粗的树干，两手在前边合拢戴着手铐，脸贴着树干，不哭不叫，就那么抱着树站着。我问张警察为什么把人这样铐着？张警察说其他都是爷儿们，就这一个女的，不知道该把她搁到哪儿好，又说男的都是用麻绳捆住，给她找个手铐带上算是照顾了。
天快亮了，各路人马按约定时间把抓捕的坏人陆续押到全市最宽敞的主干道上，然后排队向南郊走。市民还没有起床，只有早起的掏粪工、环卫工呆立在路边，怔怔地看着被捆绑着的人流缓慢走过。这支队伍有多长，直到天亮后我才领教。
天亮了，人行道上站满了惊诧的市民，汽车禁止通行，高音喇叭里播放着人民日报关于严打的社论。马路正中，坏人们统一被从身后缚住两臂，前后间隔一米，用麻绳串成一路纵队缓缓行走，两边是持枪押送的军警。我在押送序列的中部，前后望去，竟然望不到队伍的首尾，你想想这个队伍会有多长？而这只是个不到50万人口的中小城市。
太阳高高升起，坏人们被押送出城，野战军收兵回营，后面的事情交给公检法们来做。大街上有人开始放鞭炮，那是市民们回归平安的心理释放。大混混们被弄走了，剩下的小混混们缩在窗帘后面倒吸着冷气：今后要规矩一些了。
严打之后的几年里，常听人说抓捕行动的那天夜里警笛轰鸣枪声大作云云，我想那多是以讹传讹。我所在城市的抓捕之夜，自始至终没有听到一声枪响、一声警笛，从傍晚军警集结直到天亮事毕，市民安睡，月落日升，一切都在夜暗和静谧中悄然完成了。
04
问题在于，那么多的坏人都被弄到哪里去了？流传的说法是“内地监狱装不下，弄到大西北劳改去了。”作为军人我不知道坏人们去了哪里，但个别“罪大恶极者”的去向我却明明白白：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时至隆冬的某晚，就要吹熄灯号了，营部却打电话叫我去过去开会，团、营领导和作训、军务股长都在场，他们是来布置明天的警卫任务的。过去年代由野战部队担任驻地警卫任务也是常事，我们连队是军委命名的“英雄连”，深得上级信任，曾为中央领导来驻地视察担任警卫任务，而且是内层警卫，我想这一次同样如此吧。
但本次任务却出乎意料：我连明天只是在本团靶场执行外围警戒。
一个荒郊野外杂草丛生的轻武器射击场，平时打了靶就走，连个看场地的都不留，为什么却要我们天不亮就去警戒呢？而且是在外围？刚张嘴问了一句，副团长就沉着脸说“别多嘴！回去把弹药发下去，三点半开饭，吃完就出发！”
发完弹药后打了个盹儿就开饭，然后连队官兵全副武装，默默向6公里外山脚下的靶场走去，副团长和作训股长已经在那里等候了。直到这时他们才告诉我：要在靶场枪毙罪犯，一次枪毙十多人！
这就让人惊诧了。过去枪毙罪犯，都是出城向西，找个河滩或山旮旯，由法警行刑，全与部队无干。这次为什么偏偏要用部队靶场来干这档子事？而且一次就枪毙十多个罪犯？弄得阴魂不散，以后打靶还能打得准吗？
副团长说这是上级决定的事情，不该问的不要问。又说可能是出于安全保卫的考虑吧，你想这么多犯人一起枪毙，会不会有歹人结伙劫法场？哪还有比部队靶场更隐秘更合适的啊？
离天亮还有个把小时，黑森森的靶场阴风吹袭，发出狼嚎般的嘶鸣。我把班排长们拢在一起交代任务：先把靶场拉网搜寻一遍，尔后每隔20米放一个哨位，士兵子弹上膛，背向靶场，持枪朝外站立，9挺机枪架在靶场四围的制高点上。天亮后又来了两卡车的警察，手持微型冲锋枪，在警戒圈内又围了个小一些的圈子。如此一来就是只兔子也很难窜进去靶场里了。
05
上午九点时分，远远看到几台吉普车和几台大卡车沿着不宽的土路逶迤驶来，烟尘滚滚，警笛不鸣，像条无声的土龙在游动，直到行至靶场里边，车队停下，才猛然间全部鸣起警笛，顿时山呼海啸般的轰响。数十名戴着墨镜、口罩和白手套的武警从卡车后厢跳下来，接着又推下十多个五花大绑、后背插着亡命旗的罪犯。每三名武警拖架着一名罪犯快速走向靶台，随即就是“砰砰砰砰”一阵爆响。定睛再看时，武警已匆匆收枪跑步上车，呼啸着警笛绝尘而去。
这一切都是风驰电掣般地完成，直让我们这支对越作战的英雄连队远远看得发怔。原以为会像电影里的情节一样，先要把犯人押上刑场，摆布成一排，验明正身，举枪发令，还会有人临终前呼喊些什么，或是发生些意外······可是什么都没有，丝毫不具戏剧性，眨眼之间一切都结束了。热兵器时代的特殊时期，生命的终结变得如此简单而明快。
靶台上，平时放置标靶的地面上横七竖八撂倒着十多具尸体，这次倒下的不是人体形状的标靶而是真人，躺着的趴着的蜷缩着的，有的还在抽动，有的还在鼓着胸腹奋力呼吸，似乎要把捆绑的绳索挣开。近距离俯视一息尚存的人体，我不敢相信那些不足8克重、只是把塑胶标靶戳一个小洞眼的子弹头竟能制造如此惨烈的情景。
一个同样戴着墨镜、口罩和白手套的法警在验尸。法警左手持一根细长金属棒，在尸体上拨拨戳戳。右手握一柄小手枪，对尚有气息的躯体“砰砰”补枪，神态从容熟络，就像菜农在俯身打理自家地里的白菜萝卜。
刑场上的尸体和战场上完全不同。战场中枪而亡者，因射距较远，至少还保持着人的模样，面部还完整。而刑场上的尸体全是枪口抵近后脑射击，弹头巨大的侵彻力把人的头颅击打得如同重拳之下的西瓜，白生生的脑浆像是抛洒的豆腐溅落在靶台上，东一块西一块，雪白而血红。空气中弥漫着浓郁而纯粹的血腥气，让人不愿在此多呆一秒钟。
我和通信员张付申去靶台上看了几眼就匆匆走开，没打过仗的通信员大口大口地呕吐。迎面有两个排长走来，也想上前看看，我坚决地拦住了他们。他们都是上过战场的，我知道他们并不害怕，我担心的是他们以后带兵来打靶，成绩会下降。
远远回望靶台，几个殡仪馆的师傅在用宽大的黑色塑料袋收装尸体。随着殡葬车缓缓开出靶场，军警撤销警戒，一切都结束了，一场为后人褒贬不一、充满争议的“严打第一战役”就此画上了句号。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