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31日星期五

贺维权夫妇冲破封锁 王译华春辉终成眷属 美国之音 陆杨

2012年8月30日星期四

无锡当局用社会闲杂人员骚扰上访户

2012/8/30
钱寿仙,女,66岁,住无锡市崇安区广益博苑482203室,电话:15152209277
201284日起,钱寿仙所在村即广益街道丁村村委安排当地保安24小时轮流看守钱寿仙,钱在家,保安就在门外的走廊坐着,钱外出,保安就跟在她后面。

但是,自827日起,看守人员全部换成了外地人员,身上画龙雕虎,全完是一副社会闲杂人员(俗称王八蛋),而且,他们手中都拿着受管制的警用电警棍。

828日晚2130分左右,这帮人开始用脚钱女士家的门,用棒敲门,钱女士报警,110警察到场后,这帮人跟着110警察(有点狐假虎威的味道)一起冲进钱女士家,而110警察只是简单询问便走人。在110警察离开后,这帮人开始对钱动手推搡,钱女儿当即报警,可警察最终未出警。

由于深夜这帮人的违法行径引起了左邻右舍的公愤,在一片责骂声中,这帮人不得不离开。
现在,这帮人还是一直守在钱家的门外。只要钱家一开门,便堵到门口,企图不让他们外出。

家属拔打了无锡市电视台报料,无锡市电视台2012年8月29日采访了钱寿仙和保安,当得知是政府行为就再也没有下文。

2012年8月29日星期三

无锡市政府市长办公室称:法制学习班关押没有期限 (2012/8/29)


昨天,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太湖街道的许海凤,就自己72岁的母亲王金娣自2012626日被关押“法制学习班”黑监狱至今已两个多月没有任何信息,致电市长朱克江:人是否还活着?替市长朱克江接听电话的女工作人员答复:人活着。问:什么时候放人?答:法制学习班没有期限。问:法制学习班到底学习什么内容?地点着哪里?要不要给予手续?答:找街道,无可奉告。


当法学界和维权界都在以“劳教不经司法程序、且最长可以剥夺人身自由达4年”等违反宪和立法法的人治制度提出质疑,并强烈要求当局废除劳动教养,建立现代文明制度时,比违宪的劳教制度更为邪恶的“法制学习班”黑监狱却逆势而上,在整个中国的大陆地区到处漫延。正如无锡市市长朱克江的代言人所言:不需任何手续;不需告知地点;没有期限!只要政府认为你非访了就可以无限期关押法制学习班。至于什么非访?政府说了算!


王金娣老人之所以被定性为非访,政府的理由是老人到北京为女儿许海凤房屋遭黑社会人员破坏问题上访了。201099日,许海凤和其女儿遭到黑社会人员绑架,手机、手表、相机、现金等被抢走。同时,向政府购买国有土地建造的、价值上千万的别墅被蓄意破坏。许海凤和丈夫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一次次要求公安机关依法将犯罪嫌疑人捉拿归案,不料自己却一次次遭到黑社会的报复性伤害。在问题一年多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王金娣老人于20111223日第一次进京上访,结果第一次上访就被当局以非访关入黑监狱折磨26天。


黑监狱始于何时已无从考证,深知黑监狱邪恶的国务院于20094月曾经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取缔所谓“法制学习班”黑监狱,但光有通知而没有具体的取缔和追责的措施,等于是对开设黑监狱的鼓励和暗示!


仅今年这一次“七一”劫访,无锡当局就关押年近百人,估计目前还有70余位访民仍然被囚禁在黑监狱中。据因者黑监狱中出现严重身体问题而放出来的黑监狱受害者说:所谓的法制学习班就是一天两顿稀饭,保证饿不死,晚上不让睡觉,黑社会人员陪同干部三班倒进行恐吓和胁迫签字。


尤为关键的是,干部和黑社会人员要求关押黑监狱的访民指认“七一”进京由知名维权人士丁红芬组织,称这样可以立功得奖,早一点获得自由。

2012年8月28日星期二

政治局常委单双数,贾、贺为何也“倒薄”?美国之音 海涛

08.27.2012
北京开始筹备秋天召开的18大。各种有关18大常委人选的消息,也开始在网上热传。很多报道集中在政治局常委的人数上,到底是11人?还是9人?亦或是7人?为何常委人数总是单数而不是双数?有报道说,习近平拍板,形成政治局“倒薄”多数,常委贾庆林和贺国强也积极“倒薄”,导致薄熙来垮台。

*政治局常委为何总是单数?为了表决方便*

中共17大的政治局常委有9人,他们是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和周永康。近一段时期以来,18大常委人数到底多少?成为一个新“哥德巴赫猜想”。

以前曾有过11人之说。其法理根源是中共8大曾有11常委: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

中共17大有政治局委员25人。按照年龄限制和条件,68岁以下者都可进常委,这样,正好留下11人:习近平(59岁)、李克强(57岁)、俞正声(67岁)、李源潮(62岁)、刘延东(67岁)、王岐山(64岁)、张德江(66岁)、张高丽(66岁)、刘云山(65岁)、汪洋(57岁)、薄熙来(63岁)。

9人说。根据是中共151617大一直是9人。

9人都是谁?薄熙来已经出局。剩下习近平、李克强、李源潮、王岐山、张德江这5人争议不大。有争议的是俞正声、汪洋、张高丽、刘云山。还有谁来顶薄熙来的缺?有人说是令计划,还有人说是孟建柱。令计划是胡锦涛的“大秘”,孟建柱要进来接周永康的班。但他俩有先天不足:都不是政治局委员。有无先例?有。习近平、李克强17大成为常委,也是“火箭式干部”,直接从中央委员提上来的。

7人说。中共1011大就是7人。外界流传的中共187人名单是:习近平、俞正声、李克强、李源潮、张德江、王岐山、张高丽。

为什么常委一定要奇数(单数)而不是偶数(双数)?

简单回答就是表决方便,避免出现势均力敌的局面。

*毛邓治下,单双数已无意义*

在中共历史上,也有6人的。那是在毛泽东一言九鼎的时候。中共8大以后长期都是6人: 毛刘周朱陈邓。只是后来才把林彪加上,成为7人。其实,在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政治局常委人数并不是问题,单数双数都没有很大实际意义。因为在那个时代的政治局常委开会不开会,通常只有毛邓可拍板定案,一锤定音。比如发动文革,比如六四。

那么,现在为何单数重要了呢?

*倒薄成功,常委5:4*

最新的例子,薄熙来案。

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26日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馆“滞留”多时,酿成震动美、中的国际大案。中南海对这个烫手山芋如何处理?更为挠头的是如何处理王立军的顶头上司政治局委员薄熙来?

日本大报《朝日新闻》上周末(824日)报道,中共政治局常委在216日开会讨论如何应对“危机”,尤其是如何处理薄熙来的问题?(中央办公厅后来发出通知说,王立军向美方和中共高层检举了很多薄熙来的“劣行”)。当时在京的常委有8人。其中4人胡锦涛、温家宝、李克强和贺国强主张依法处理薄熙来,但另外4人吴邦国、贾庆林、李长春和周永康反对。44,怎么办?

这时,习近平已经到了美国访问。朝日新闻说,习近平214日在华盛顿和奥巴马总统会谈之后,接到了中办的电话,征求其意见。习近平表态说,支持胡锦涛等人的意见:追究薄熙来的责任。

其实,朝日新闻早在713日报道(日文)中,已经正式提到了中南海216号召开的这次“倒薄”会议。报道说,从那次会议起,薄熙来的命运和下场已经是铁板钉钉了。朝日新闻的消息来源是一些知道高层内幕消息的北京人士。报道说,如果习近平不点头,是不可能追究薄熙来的责任的。

*贾庆林贺国强,到底倒薄拥薄?*

朝日新闻提到的贾庆林,是站在支持薄熙来方面的。而设在美国的明镜月刊(826日)报道说,贾庆林在“倒薄”中“大为起劲。”

报道说:“此次对薄熙来毫不留情、痛下杀手的两位常委是政协主席贾庆林和总理温家宝。温家宝一直对重庆‘唱红’、搞文革那一套反感、厌恶,他对薄熙来的态度不让人感到意外。倒是贾庆林撸袖子就上的积极态度出乎不少人的意料。”

朝日新闻的两次报道都是说贾庆林是支持薄熙来的,明镜月刊记者刘军的报道,则是把贾庆林划入了“倒薄”派。朝日新闻只是提到了政治局常委216日召开的那次重要会议上诸常委的态度,而明镜月刊的报道,则没有提到贾庆林“倒薄”的具体事实,只是说贾庆林和温家宝、江泽民、曾庆红结成了“反薄四人联盟”。

如果朝日新闻报道属实,那么,胡、温、习、李持“反薄”立场,应不难理解。真正需要理解的是:为何曾在重庆当过市委书记的贺国强也加入了这个“行列“,使得反薄一派成为多数?就在今年34日(两会期间),贺国强还去重庆代表团“看望”团员,薄熙来还说:“国强同志是我们的‘老书记’。”“吃水不忘挖井人”。有报道说,政治局9名常委中,只有胡锦涛和温家宝没有在薄熙来当政时去过重庆“视察”。

香港明报报道说,薄熙来入主重庆后,不断搜集中央领导人的“黑材料”,并着重搜集前任书记汪洋、贺国强等人材料,还跳过贺国强主管的中纪委,直接将相关“黑材料”递交给胡锦涛。“薄熙来的这些行为让贺国强‘极为愤怒’”。

报道说,重庆副市长凌月明曾是贺国强秘书,先后随贺从化工部到福建省,1999年贺国强升任重庆市委书记时,凌月明也被带到重庆任市委副秘书长。报道说,2002年贺进 京晋升中央组织部长,已跟贺10年的凌也升任重庆市长寿区委书记。“消息称,薄熙来2007年主政重庆后,凌虽升任副市长,但在7名副市长中排名第5,仕途 前景黯淡。据说薄曾对凌说:不管你以前跟谁,现在在我手下。他还曾在公开场合指摘凌‘以前搞乱了重庆’,对贺国强有含沙射影之嫌。”

朝日新闻星期天报道,中共高层已经决定开除薄熙来党籍,就要在18大开幕之前的177中全会上做出宣布。

中国政改难在哪里?作者:周慧来

随着中共十八大的临近,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话题日渐增多。从723日省部级干部专题培训班到北戴河会议,从《人民日报》系列评论到薄谷开来受审,中国推进政改大戏的可能性再次进入世人的视野。特别是被视为十八大政治报告简略版的胡锦涛“723讲话”,明确释放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信号,让人对中共十八大之后的政改增加了更多的想象空间。然而,从历史以及政治与社会生态来看,中国政改前景并不乐观。

政改需要重建民众信任

虽然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但政改的推进离不开民众的认可、支持和参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今年两会后记者招待会上说:任何一项改革必须有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可见,他对民众在政改进程中所扮演角色和作用的重视。而从逻辑上讲,要争取民众的积极参与,首先须建立起民众对政改的信任。

历史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两千多年前,为在秦国实施变法,商鞅派人把一根三丈长的木头放在闹市中,下令说:“谁能把木头搬到北门去,就奖赏十金。”老百姓纷纷来看,但都抱怀疑的态度,无人去搬。商鞅把赏金加到五十金,大家更加猜疑。有一人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扛起木头,搬到北门。商鞅如数地兑现了奖金,大家这才相信:商鞅令出必行!

从现实中看,要让中国民众相信政改“言行一致”有些困难。

其一,早在1980年,中国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1986年甚至迈出了象征性的步伐,而中共十三大之前,更是成立了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机构和领导小组。但最终,政改仍然不了了之。以此为镜,今天中国民众会相信十八大之后的政改能走出“雷声大、雨点小”的历史路径吗?

其二,利益分配严重失衡的改革结果也是民众疑虑的一个重要因素。30多年的改革开放提高了绝大多数中国民众的生活水平,但不同阶层和群体从改革中所获得的收益严重不平衡,改革成果在总体上向权贵阶层倾斜太多,今天中国贫富悬殊程度已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程度。不患寡而患不均乃人之常情。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说,现在百姓一听到改革就心惊肉跳,担心越改越吃亏。显然,这种心态会严重阻碍广大民众对政改的支持和参与。

今天,官二代、富二代、砖家、五毛党、鸡的屁(GDP)等网络称谓的出现反映了中国社会存在的巨大裂痕。反讽的是,这种裂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伴随着“深化改革”的口号和行动在不断扩大。在权力主导之下,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不正义蔓延、道德伦理频频超越底线等改革“副产品”严重损害了改革本身所应该具有的良好声誉,也严重损害了民众对改革的信任和期待。而近年来官民利益之争越益激烈,地方政府和官员在社会突发事件的处理上无视民众利益,对民众的刻意隐瞒等等问题都加剧了民众不信任的程度。

凝聚中央权威更为关键

而从更为关键的因素看,能否在实质意义上推进政改,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中共凝聚足够的中央权威,以足够的意志和决心打破来自既得利益集团阻扰政改的障碍至为重要。

虽然存在“左”“右”思潮之分,但中国政改面临的阻力已经不是原教旨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及其势力,而是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庞大的既得利益权贵集团。由于政府牢牢控制全面权力和各种资源,各级政府机构、国有垄断企业和形形色色的事业单位及其官员事实上都已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其强悍程度可能是古今中外所仅见。

一方面,由于都是建立在垄断性权力基础之上,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的机构部门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在创造利益、维护利益方面,这些部门和机构能够采取联合行动,对上级政令进行有利于自身利益的自由裁量,这就是多年来“政令不出中南海”现象的缘由。而在另外一方面,在触及自身利益的改革上,这些利益集团又能够形成强大的阻力。由于革命时期那种坚定的信仰体系已经不复存在,既得利益阶层在维护自身利益、反对损及自身利益的改革上已是赤裸裸毫无顾忌。

要击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扰,中国需要一个强有力和团结的中央权力结构,如此才能产生推进政改所需的中央权威。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历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79年到邓小平去世,依靠邓小平巨大的威望凝聚党内共识,推动改革进程;第二个阶段从邓小平去世至今,这个阶段以对外开放为主,标志性的事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共高层冀望以对外开放倒逼对内改革,结果未能如愿。在这个阶段,改革进程严重滞后。

客观地讲,今日中共中央的权力结构很难产生邓小平式的权威。由七或九名成员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一方面避免了个人专制情况的再度出现,但另一方面带来的问题是一旦在内部面临反对,一项重大决策要推行就会变得很困难。而在薄熙来事件中,虽然中央取得绝对胜利,但这起事件对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产生机制的冲击从而对中央权威的影响也不容小觑。

无论是如期还是提前召开,中共十八大的意义在于,在未来十年时间里,中国能够继续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中央集体领导架构和政治环境,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改能够自行推进。从本质上讲,政改就是一场革命。中共能否与既得利益集团做一切割,以拿出革自己命的勇气来推进政改,决定着未来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命运。
发布时间:2012-08-22 09:24

2012年8月27日星期一

从什邡到启东应该如何“维稳”财经网 徐瑾

    
    中国不缺乏故事。
      
    当偏居西南一隅的什邡,作为一个新事件进入新闻风暴中心的影响尚未散去;启东,这个处于长江入海口以海鲜和高考状元闻名的江苏小城,重新吸引中外眼球。
      
    刚刚过去的728日上午,江苏省南通市启东上千市民冲进市政府,抗议日资造纸厂排污计划。根据媒体报道,参与游行人数超过5000人,且出现暴力行为,有市民打砸政府办公室,并推翻警车;当天,启东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发布南通市政府决定:“‘南通排海工程’已决定永久取消!请市民放心回家。”
      
    中国有句老话叫眼见为实,此情此景,照片往往比文字直指人心。与什邡事件中手持警棍奔向人群的防暴警察照片“走红网络”形成对比的是,本次启东事件中启东市委书记被扒去上衣似尚存笑意的照片流传甚广,也得到不少掌声,称许本次事件中官方的理性与克制,也批判群众的暴力和激烈。
      
    一张照片离全部真相往往很遥远,不宜过度解读,但这张照片却微妙地传达启东事件两点变化:一方面由环境保护引发的群体事件再度出现,凸显了当下群体性事件中诉求的新趋势,也就是学者所谓“非阶层性的、无直接利益的群体性冲突”日益增加;另一方面,“扒衣”等行为,则使得群体性运动中的暴力因素再度摊上台面,引发各界争议。
      
    伴随着中国社会加速转型,“群体性事件”日渐进入大众视野,这一名词脱胎于过去的“群众骚乱”、“群众性治安事件”、“群体性紧急事件”等,日渐成为最近十余年的社会焦点。根据2005:年的《社会蓝皮书》数据,从1993年到2003年间,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
      
    群体性运动,其实也被认为是社会抗争的一种,另一面则往往对应着“维稳”,群体性运动不时出现暴力因子,也使得“维稳”有了公共安全的理由。近些年不断高涨的维稳经费,也反衬出群体性事件的多发性与复杂性。反观近些年群体性事件,在网络等新媒体介入下,民众诉求也转而呈现多样化趋势,尽管各个数据口径差异颇大,但普遍认为整体有增无减趋势不改。
      
    有人从国民性去分析群体性事件中暴力,这解释力显然不够。大部分人都厌倦暴力,但是集体暴力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灭绝,又该如何看待群体性运动的暴力,为什么集体暴力从来没有停止?
      
    套用美国社会政治学大师查尔斯?蒂利(CharlesTilly)的名言,“暴力就像天气”,他认为集体暴力的发生取决于社会过程的汇合,包括社会边界与激活——换而言之,集体暴力往往需要“场域”,往往由一个暴力遭遇引发另一个暴力遭遇。在蒂利的分析框架内,民主程度与国家能力构成影响集体暴力强弱的主要参数,基本趋势是国家能力强而民主程度高,集体暴力影响最小,反之,集体暴力的损害则最大。
      
    蒂利将一国社会政治制度分析为政府机构、政体成员、挑战者、被动者、外部政治行动者。与政体成员拥有常规性接近政府机构与政府资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挑战者往往是缺乏常规性接近政府机构与政府资源的政治行动者,不仅对于政治决策缺乏影响力,也没法在体制内找到表达机会,可能成为抗争运动成员,进而引发集体暴力。蒂利提倡制度化的谈判与妥协,借此来解决冲突,提供非暴力选择来降低暴力可能。
      
    具体到什邡或启东事件,地域身份往往成为群体性运动中首先被激活的要素,而在涉及当地环境的重要工程上马过程中,当地居民显然没有得到足够的表达与影响力。目前看来,启动事件似乎接近“和平”解决,如果只是为了转移大众关注,那么注定只是“越维稳越不稳”短期维稳,那么目前断定完结则言之过早。
      
    南通排海工程如何善后,整个工程是否需要重新论证?如果永久取消,涉及企业投资如何处理?这一工程是否将迁往他处,具体何处是否应该公布?
      
    如此之多的问题,其实指向一个基本疑问:为什么引入环评、听证会等程序之后,如是工程却仍旧引发民间更多反弹;换而言之,地方政府的可信度是如何一步一步丢失的?笔者认为,仅仅解释为群众“不了解,不清楚,不支持”,或者“前期宣传工作不到位”来回应,难以令人信服,也缺乏反省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由环境问题而引发重大群体性事件可谓层出不穷:从2007年厦门市民散步反对PX项目再到去年大连市民游行反对PX项目,从今年天津市民抗议PC项目到不久前的什邡事件。
      
    什邡之后是启东,启东之后又是哪里?这首先意味着,中国社会邻避效应开始逐步凸显。所谓邻避,也就是不要建在我家后院(NotInMyBackYard),而邻避效应则指社区居民因担心邻避设施对健康、环境等带来负面影响,而产生厌恶情绪,所谓邻避设施,往往包括垃圾场、核电站等工程。
      
    事实上,环境问题过去没有成为群体性事件的主要起因,并不是因为过去更环保,只是过去“不环保”的成本更低:一方面是民众的意识尚未起步,另一方面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环境污染带给居民的福利损失上升——换而言之,在过去三十年“发展就是硬道理”的逻辑下,不少工程即使有环境问题,在带动投资与税收的诱惑下,又有多少地方政府能够坐怀不乱呢?
      
    重构社会信任是一个系统工程,任何方法或者程序的引入,如果失去其土壤,最终注定是橘生淮北,徒具其形而已。譬如环评,如果没有媒体监督、集体诉讼、社团博弈等辅助背景,早早因政府的过多介入失去了威信与中立,即使本身专业度可取,也难以服众。
      
    更为历史地考察,地方政府竞争一直被认为中国三十年改革的成功经验之一。但是伴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变迁,这一模式优势也开始出现争议,或许到了需要反思的十字路口,需谨防唯GDP至上走了极端:可以设想,伴随着邻避效应等作用加大,未来有环境问题的工程将会更可能落马于经济落后、权利意识薄弱的地区,而地方政府对于发展的渴望,也很可能由过去不规范的招商引资进一步异化为固泽而渔的冲动。
      
    回头审视“发展是硬道理”,其逻辑出发点也值得推敲,谁的发展,以什么看待发展?对于地方政府尤其官员而言,发展看似百利而无一害,自然是可以去竭力追求;但对居民而言,发展是需要付出代价,如果发展的代价高于发展带来的福利改善,居民应该有权利对发展说不。今日出现的地方政府与当地居民之间的纷争,不仅在于居民感受到发展带来的损害,更在于居民对于自己被排除在能够影响其利益的决策之外、被完全忽视而带来的无力感与愤怒情绪——须知,人们往往会因被剥削感而反抗。
      
    地方政府问题何在?一方面,地方政府按照自己的意志设立规则,作为利益方直接参与游戏,与投资方谈判签约;另一方面,直接的利益相关方,也就是可能承受污染损害的当地民众,往往没有机会参与规则的设立,也没有机会参与事件的谈判。由此可见,从地方政府将自己置于谈判桌上一方的一刻起,已经丧失了其中立角色,而与居民讨价还价过程更容易使得冲突加剧,那么未来酿成群体事件几乎是必然而不是偶然。
      
    在以往模式与升迁逻辑中,政府方承担招商引资功能,为拉动地方投资,不惜损害他人利益(包括当地居民与下任政府),寅吃卯粮;换一届政府之后,上届政府的承诺很可能被置诸脑后,新政府发起新一轮招商引资项目,其间对于居民与投资者的损害都不可小觑,间接提升了所有人的交易成本,也透支了当地的发展未来。
      
    这一“发展”路径在当下面临诸多挑战,即使民营企业对于营商环境的需求也在变化。三十年过去了,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民营经济实力得以壮大,今天的民营企业,更加看重的是规则的透明与被尊重,而不是小恩小惠。不尊重规则的地方政府在损害当地居民利益的同时,也必然有可能在当地局势压力之下反过来损害投资商的利益,演变成双输格局。
      
    也正因此,地方政府竞争的模式应该有所进化,从一个越来越像公司的政府回归政府的中性角色,权力和责任的边界应该进一步厘清。简单而言,就是从运动员直接下场踢球到回归裁判本位,从市场参与者更多地演变为制定并执行规则一方,继而监督相关行为人执行达成协议。
      
    与此同时,民众或者民企,应该得到更多机会参与到本地治理之中,使之有途径由体制外的“挑战者”变为体制内的“政体成员”,如此,才有可能真正降低市场各方的交易成本,这才是有意义的“长期维稳”。

祖国,您在哪里?文/甘典江

 识字的第一天,我开始寻找祖国   在纸上,那些变幻莫测的版图   交替旗帜,墨水的诚实   永远追不上热血的沸腾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   我从甲骨文中来,从石鼓文   从青铜器,从竹木简牍   从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