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缺乏故事。
当偏居西南一隅的什邡，作为一个新事件进入新闻风暴中心的影响尚未散去；启东，这个处于长江入海口以海鲜和高考状元闻名的江苏小城，重新吸引中外眼球。
刚刚过去的7月28日上午，江苏省南通市启东上千市民冲进市政府，抗议日资造纸厂排污计划。根据媒体报道，参与游行人数超过5000人，且出现暴力行为，有市民打砸政府办公室，并推翻警车；当天，启东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发布南通市政府决定：“‘南通排海工程’已决定永久取消！请市民放心回家。”
中国有句老话叫眼见为实，此情此景，照片往往比文字直指人心。与什邡事件中手持警棍奔向人群的防暴警察照片“走红网络”形成对比的是，本次启东事件中启东市委书记被扒去上衣似尚存笑意的照片流传甚广，也得到不少掌声，称许本次事件中官方的理性与克制，也批判群众的暴力和激烈。
一张照片离全部真相往往很遥远，不宜过度解读，但这张照片却微妙地传达启东事件两点变化：一方面由环境保护引发的群体事件再度出现，凸显了当下群体性事件中诉求的新趋势，也就是学者所谓“非阶层性的、无直接利益的群体性冲突”日益增加；另一方面，“扒衣”等行为，则使得群体性运动中的暴力因素再度摊上台面，引发各界争议。
伴随着中国社会加速转型，“群体性事件”日渐进入大众视野，这一名词脱胎于过去的“群众骚乱”、“群众性治安事件”、“群体性紧急事件”等，日渐成为最近十余年的社会焦点。根据2005：年的《社会蓝皮书》数据，从1993年到2003年间，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
群体性运动，其实也被认为是社会抗争的一种，另一面则往往对应着“维稳”，群体性运动不时出现暴力因子，也使得“维稳”有了公共安全的理由。近些年不断高涨的维稳经费，也反衬出群体性事件的多发性与复杂性。反观近些年群体性事件，在网络等新媒体介入下，民众诉求也转而呈现多样化趋势，尽管各个数据口径差异颇大，但普遍认为整体有增无减趋势不改。
有人从国民性去分析群体性事件中暴力，这解释力显然不够。大部分人都厌倦暴力，但是集体暴力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灭绝，又该如何看待群体性运动的暴力，为什么集体暴力从来没有停止？
套用美国社会政治学大师查尔斯？蒂利(CharlesTilly)的名言，“暴力就像天气”，他认为集体暴力的发生取决于社会过程的汇合，包括社会边界与激活——换而言之，集体暴力往往需要“场域”，往往由一个暴力遭遇引发另一个暴力遭遇。在蒂利的分析框架内，民主程度与国家能力构成影响集体暴力强弱的主要参数，基本趋势是国家能力强而民主程度高，集体暴力影响最小，反之，集体暴力的损害则最大。
蒂利将一国社会政治制度分析为政府机构、政体成员、挑战者、被动者、外部政治行动者。与政体成员拥有常规性接近政府机构与政府资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挑战者往往是缺乏常规性接近政府机构与政府资源的政治行动者，不仅对于政治决策缺乏影响力，也没法在体制内找到表达机会，可能成为抗争运动成员，进而引发集体暴力。蒂利提倡制度化的谈判与妥协，借此来解决冲突，提供非暴力选择来降低暴力可能。
具体到什邡或启东事件，地域身份往往成为群体性运动中首先被激活的要素，而在涉及当地环境的重要工程上马过程中，当地居民显然没有得到足够的表达与影响力。目前看来，启动事件似乎接近“和平”解决，如果只是为了转移大众关注，那么注定只是“越维稳越不稳”短期维稳，那么目前断定完结则言之过早。
南通排海工程如何善后，整个工程是否需要重新论证？如果永久取消，涉及企业投资如何处理？这一工程是否将迁往他处，具体何处是否应该公布？
如此之多的问题，其实指向一个基本疑问：为什么引入环评、听证会等程序之后，如是工程却仍旧引发民间更多反弹；换而言之，地方政府的可信度是如何一步一步丢失的？笔者认为，仅仅解释为群众“不了解，不清楚，不支持”，或者“前期宣传工作不到位”来回应，难以令人信服，也缺乏反省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由环境问题而引发重大群体性事件可谓层出不穷：从2007年厦门市民散步反对PX项目再到去年大连市民游行反对PX项目，从今年天津市民抗议PC项目到不久前的什邡事件。
什邡之后是启东，启东之后又是哪里？这首先意味着，中国社会邻避效应开始逐步凸显。所谓邻避，也就是不要建在我家后院（NotInMyBackYard），而邻避效应则指社区居民因担心邻避设施对健康、环境等带来负面影响，而产生厌恶情绪，所谓邻避设施，往往包括垃圾场、核电站等工程。
事实上，环境问题过去没有成为群体性事件的主要起因，并不是因为过去更环保，只是过去“不环保”的成本更低：一方面是民众的意识尚未起步，另一方面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环境污染带给居民的福利损失上升——换而言之，在过去三十年“发展就是硬道理”的逻辑下，不少工程即使有环境问题，在带动投资与税收的诱惑下，又有多少地方政府能够坐怀不乱呢？
重构社会信任是一个系统工程，任何方法或者程序的引入，如果失去其土壤，最终注定是橘生淮北，徒具其形而已。譬如环评，如果没有媒体监督、集体诉讼、社团博弈等辅助背景，早早因政府的过多介入失去了威信与中立，即使本身专业度可取，也难以服众。
更为历史地考察，地方政府竞争一直被认为中国三十年改革的成功经验之一。但是伴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变迁，这一模式优势也开始出现争议，或许到了需要反思的十字路口，需谨防唯GDP至上走了极端：可以设想，伴随着邻避效应等作用加大，未来有环境问题的工程将会更可能落马于经济落后、权利意识薄弱的地区，而地方政府对于发展的渴望，也很可能由过去不规范的招商引资进一步异化为固泽而渔的冲动。
回头审视“发展是硬道理”，其逻辑出发点也值得推敲，谁的发展，以什么看待发展？对于地方政府尤其官员而言，发展看似百利而无一害，自然是可以去竭力追求；但对居民而言，发展是需要付出代价，如果发展的代价高于发展带来的福利改善，居民应该有权利对发展说不。今日出现的地方政府与当地居民之间的纷争，不仅在于居民感受到发展带来的损害，更在于居民对于自己被排除在能够影响其利益的决策之外、被完全忽视而带来的无力感与愤怒情绪——须知，人们往往会因被剥削感而反抗。
地方政府问题何在？一方面，地方政府按照自己的意志设立规则，作为利益方直接参与游戏，与投资方谈判签约；另一方面，直接的利益相关方，也就是可能承受污染损害的当地民众，往往没有机会参与规则的设立，也没有机会参与事件的谈判。由此可见，从地方政府将自己置于谈判桌上一方的一刻起，已经丧失了其中立角色，而与居民讨价还价过程更容易使得冲突加剧，那么未来酿成群体事件几乎是必然而不是偶然。
在以往模式与升迁逻辑中，政府方承担招商引资功能，为拉动地方投资，不惜损害他人利益（包括当地居民与下任政府），寅吃卯粮；换一届政府之后，上届政府的承诺很可能被置诸脑后，新政府发起新一轮招商引资项目，其间对于居民与投资者的损害都不可小觑，间接提升了所有人的交易成本，也透支了当地的发展未来。
这一“发展”路径在当下面临诸多挑战，即使民营企业对于营商环境的需求也在变化。三十年过去了，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民营经济实力得以壮大，今天的民营企业，更加看重的是规则的透明与被尊重，而不是小恩小惠。不尊重规则的地方政府在损害当地居民利益的同时，也必然有可能在当地局势压力之下反过来损害投资商的利益，演变成双输格局。
也正因此，地方政府竞争的模式应该有所进化，从一个越来越像公司的政府回归政府的中性角色，权力和责任的边界应该进一步厘清。简单而言，就是从运动员直接下场踢球到回归裁判本位，从市场参与者更多地演变为制定并执行规则一方，继而监督相关行为人执行达成协议。
与此同时，民众或者民企，应该得到更多机会参与到本地治理之中，使之有途径由体制外的“挑战者”变为体制内的“政体成员”，如此，才有可能真正降低市场各方的交易成本，这才是有意义的“长期维稳”。
群体性运动，其实也被认为是社会抗争的一种，另一面则往往对应着“维稳”，群体性运动不时出现暴力因子，也使得“维稳”有了公共安全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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