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 美国之音
中国标志性建筑天安门和广场上的人潮
200年前出生的英国著名小说家查尔斯·狄更斯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名著《双城记》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开头：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简而言之，那时跟现在非常相像......”
(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it was the age of wisdom, it was the age of foolishness, it was the epoch of belief, it was the epoch of incredulity, it was the season of Light, it was the season of Darkness, it was the spring of hope, it was the winter of despair, we had everything before us, we had nothing before us, we were all going direct to Heaven, we were all going direct the other way- in short, the period was so far like the present period......)
这个开头之所以在世界文学史上非常有名，不仅是因为它的巧妙修辞手法引人注目，而且也是因为它具有超越时代、超越国界的高度精准的概括性，包括对当今中国、对当今中国的新闻自由、尤其是对在当今中国工作的国际媒体的工作环境具有高度精准的概括性。
*当今中国，最好又最糟*
对在当今中国从事新闻报道的国际媒体记者来说，中国是一个最令人激动的国度，也是一个最令人沮丧的国度。
中国社会正在经历激烈的变化，重大新闻层出不穷，令人激动。中国执政党共产党对新闻媒体实行严格的管制，记者仅仅因为从事自己的本分工作，对某个事件、某个问题进行探索报道，就可以遭受惩罚、打击（包括殴打，打伤，打残，甚至打死），无疑令人沮丧。
国际知名的中国艺术家艾未未说的一句话，大概也可以用来概括在当今中国工作的记者（中国记者以及外国记者）所面临的困境和风险：
“谁在这个国家开始关心问题，谁就已经走在犯罪道路上了。”
*匪夷所思的罪与罚*
在人人可以“犯罪”的中国，罪与罚就必然充满随机性，不可预测性。不可预测性则不可避免地导致人人自危（这显然是当权者希望达到的效果），也会导致议论纷纷，愤愤不平（这显然是当权者不愿看到、但又不得不面对的后果）。
本星期，中国当局将卡塔尔半岛电视英文部驻北京的唯一记者、美籍华人陈嘉韵(Melissa Chan)驱离，就导致了这种议论纷纷，愤愤不平。
中国成千上万的记者已经无一例外地给中国执政党共产党的宣传部门控制起来，不能在当局认为是特别敏感的问题上说当局不爱听的话，否则就可能受到严厉惩罚。因此，即使是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对当局不满，也只能是腹诽，或者私下里发发牢骚。
但是，可以不听中共宣传部门管教的国际媒体驻华记者，则是义愤溢于言表。
国际媒体记者义愤和议论的一个共同主题是中国当局对陈嘉韵的惩罚所显示的随机性、任意性、不可预测性。例如，法国主要报纸《世界报》驻北京记者弗朗索瓦·布贡在星期三发表的一篇报导中写道：
“陈嘉韵担任其董事会成员的驻华外国记者俱乐部表示，半岛电视英文部的中国新闻报道的语调让北京当局恼火。北京当局认为一家非西方的媒体对中国的态度应当更友善一些。让北京政权恼怒的是去年11月半岛电视播出的一部纪录片《奴隶制--21世纪的邪恶》，讲的是现代的奴隶制，即中国的劳改营制度。而陈嘉韵并没有参与那部纪录片的采访制作。
“但北京的反应来得很快。一个月之后，陈嘉韵在中国的记者证被拒绝续期，她的签证也被拒绝续期。”
日本主要报纸《每日新闻》星期三发表记者米村耕一从北京发出的报道说：
“被驱离中国的记者是美籍的陈嘉韵。中国政府拒绝延续她的签证。驻华外国记者俱乐部说，中国方面对半岛电视记者陈嘉韵的整体报道不满，并且表示她违反了中国的法令和规则。但是，对她违反的法令和规则的具体内容没有任何说明。”
*适得其反的惩罚*
显然，中国当局期望通过惩罚收拾陈嘉韵，让国际媒体记者对中国的报道会更正面一些，更好一些，对中国当局所期望的国际形象更有利一些。但至少从目前来看，中国当局对陈嘉韵的惩罚只是给自己抹黑，给中国抹黑。
中国当局通过惩罚陈嘉韵造成了自己抹黑、给中国抹黑的效果，也是法国另一份主要报纸《费加罗报》记者阿尔诺·德拉格朗日报道的主题。不过，德拉格朗日的报道更进一步，还给出了中国当局给自己抹黑的地域性（见该报5月8日一期）：
“在半岛电视播出了关于中国监狱的强迫劳动的纪录片之后，中国当局表现出了恼怒。而从2007年开始常驻北京的陈嘉韵并没有参与其中的采访报道。（在北京的）一位说英语的外交官昨天私下里说，‘人们不禁要问，中国当局究竟是在耍什么把戏？半岛电视在世界各地声誉良好，尤其是在中东和非洲，而中国跟那些地区的关系日益密切，并希望自己在那些地区有一个好形象。’”
换句话说就是，中国当局驱逐了半岛电视台的陈嘉韵，从而大有可能在中东和非洲地区的人们心目中抹黑了自己的形象。
在报道陈嘉韵之余，德拉格朗日也顺便概括性地总结了中国当局显然不愿意让国际读者看到的当今中国的媒体环境，即国际媒体记者要在中国当局的威胁之下从事新闻报道：
“驻华外国记者俱乐部表示对驱离陈嘉韵感到愤慨。该俱乐部发表声明说，‘中国当局近来频频利用签证问题来试图钳制外国记者的言论，对他们进行恐吓。(驱离陈嘉韵)是反映中国当局做法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而中国当局则时常把驻华外国记者俱乐部说成是‘非法’组织。这种事情在几个月前发生过。当时中国当局担心（民众反抗专制政权的）阿拉伯之春运动会蔓延到中国。彭博通讯社一个记者当时在北京中心地区被中国安全部门的人殴打。如今又是这样。近几天来，许多外国记者被中国警方传唤，因为他们到朝阳医院试图探访陈光诚。警方表示，下一步就是吊销他们的签证。”
*到底谁恐惧*
国际媒体普遍认为，中国当局驱离陈嘉韵是为了在国际媒体驻华记者当中制造恐惧气氛，也就是恐吓其他记者。
然而，驱离陈嘉韵之后，到底是谁感到更恐惧？有迹象显示，感到更恐惧的有可能是中国当局。
美联社星期三从北京发出的一篇报道说，中国外交部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常常是沉闷乏味，但在本星期二却闪出令人激动的火花。在那天的记者会上，记者总共提了18个问题，其中有14个跟中国当局十多年来首次驱离一个外国记者有关。
然而，中国外交部星期三在其网站上发表的记者会实录却对此只字不提。所谓的实录没有录下任何关于驱离陈嘉韵的问答纪录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简而言之，那时跟现在非常相像......”
(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it was the age of wisdom, it was the age of foolishness, it was the epoch of belief, it was the epoch of incredulity, it was the season of Light, it was the season of Darkness, it was the spring of hope, it was the winter of despair, we had everything before us, we had nothing before us, we were all going direct to Heaven, we were all going direct the other way- in short, the period was so far like the present period......)
这个开头之所以在世界文学史上非常有名，不仅是因为它的巧妙修辞手法引人注目，而且也是因为它具有超越时代、超越国界的高度精准的概括性，包括对当今中国、对当今中国的新闻自由、尤其是对在当今中国工作的国际媒体的工作环境具有高度精准的概括性。
*当今中国，最好又最糟*
对在当今中国从事新闻报道的国际媒体记者来说，中国是一个最令人激动的国度，也是一个最令人沮丧的国度。
中国社会正在经历激烈的变化，重大新闻层出不穷，令人激动。中国执政党共产党对新闻媒体实行严格的管制，记者仅仅因为从事自己的本分工作，对某个事件、某个问题进行探索报道，就可以遭受惩罚、打击（包括殴打，打伤，打残，甚至打死），无疑令人沮丧。
国际知名的中国艺术家艾未未说的一句话，大概也可以用来概括在当今中国工作的记者（中国记者以及外国记者）所面临的困境和风险：
“谁在这个国家开始关心问题，谁就已经走在犯罪道路上了。”
*匪夷所思的罪与罚*
在人人可以“犯罪”的中国，罪与罚就必然充满随机性，不可预测性。不可预测性则不可避免地导致人人自危（这显然是当权者希望达到的效果），也会导致议论纷纷，愤愤不平（这显然是当权者不愿看到、但又不得不面对的后果）。
本星期，中国当局将卡塔尔半岛电视英文部驻北京的唯一记者、美籍华人陈嘉韵(Melissa Chan)驱离，就导致了这种议论纷纷，愤愤不平。
中国成千上万的记者已经无一例外地给中国执政党共产党的宣传部门控制起来，不能在当局认为是特别敏感的问题上说当局不爱听的话，否则就可能受到严厉惩罚。因此，即使是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对当局不满，也只能是腹诽，或者私下里发发牢骚。
但是，可以不听中共宣传部门管教的国际媒体驻华记者，则是义愤溢于言表。
国际媒体记者义愤和议论的一个共同主题是中国当局对陈嘉韵的惩罚所显示的随机性、任意性、不可预测性。例如，法国主要报纸《世界报》驻北京记者弗朗索瓦·布贡在星期三发表的一篇报导中写道：
“陈嘉韵担任其董事会成员的驻华外国记者俱乐部表示，半岛电视英文部的中国新闻报道的语调让北京当局恼火。北京当局认为一家非西方的媒体对中国的态度应当更友善一些。让北京政权恼怒的是去年11月半岛电视播出的一部纪录片《奴隶制--21世纪的邪恶》，讲的是现代的奴隶制，即中国的劳改营制度。而陈嘉韵并没有参与那部纪录片的采访制作。
“但北京的反应来得很快。一个月之后，陈嘉韵在中国的记者证被拒绝续期，她的签证也被拒绝续期。”
日本主要报纸《每日新闻》星期三发表记者米村耕一从北京发出的报道说：
“被驱离中国的记者是美籍的陈嘉韵。中国政府拒绝延续她的签证。驻华外国记者俱乐部说，中国方面对半岛电视记者陈嘉韵的整体报道不满，并且表示她违反了中国的法令和规则。但是，对她违反的法令和规则的具体内容没有任何说明。”
*适得其反的惩罚*
显然，中国当局期望通过惩罚收拾陈嘉韵，让国际媒体记者对中国的报道会更正面一些，更好一些，对中国当局所期望的国际形象更有利一些。但至少从目前来看，中国当局对陈嘉韵的惩罚只是给自己抹黑，给中国抹黑。
中国当局通过惩罚陈嘉韵造成了自己抹黑、给中国抹黑的效果，也是法国另一份主要报纸《费加罗报》记者阿尔诺·德拉格朗日报道的主题。不过，德拉格朗日的报道更进一步，还给出了中国当局给自己抹黑的地域性（见该报5月8日一期）：
“在半岛电视播出了关于中国监狱的强迫劳动的纪录片之后，中国当局表现出了恼怒。而从2007年开始常驻北京的陈嘉韵并没有参与其中的采访报道。（在北京的）一位说英语的外交官昨天私下里说，‘人们不禁要问，中国当局究竟是在耍什么把戏？半岛电视在世界各地声誉良好，尤其是在中东和非洲，而中国跟那些地区的关系日益密切，并希望自己在那些地区有一个好形象。’”
换句话说就是，中国当局驱逐了半岛电视台的陈嘉韵，从而大有可能在中东和非洲地区的人们心目中抹黑了自己的形象。
在报道陈嘉韵之余，德拉格朗日也顺便概括性地总结了中国当局显然不愿意让国际读者看到的当今中国的媒体环境，即国际媒体记者要在中国当局的威胁之下从事新闻报道：
“驻华外国记者俱乐部表示对驱离陈嘉韵感到愤慨。该俱乐部发表声明说，‘中国当局近来频频利用签证问题来试图钳制外国记者的言论，对他们进行恐吓。(驱离陈嘉韵)是反映中国当局做法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而中国当局则时常把驻华外国记者俱乐部说成是‘非法’组织。这种事情在几个月前发生过。当时中国当局担心（民众反抗专制政权的）阿拉伯之春运动会蔓延到中国。彭博通讯社一个记者当时在北京中心地区被中国安全部门的人殴打。如今又是这样。近几天来，许多外国记者被中国警方传唤，因为他们到朝阳医院试图探访陈光诚。警方表示，下一步就是吊销他们的签证。”
*到底谁恐惧*
国际媒体普遍认为，中国当局驱离陈嘉韵是为了在国际媒体驻华记者当中制造恐惧气氛，也就是恐吓其他记者。
然而，驱离陈嘉韵之后，到底是谁感到更恐惧？有迹象显示，感到更恐惧的有可能是中国当局。
美联社星期三从北京发出的一篇报道说，中国外交部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常常是沉闷乏味，但在本星期二却闪出令人激动的火花。在那天的记者会上，记者总共提了18个问题，其中有14个跟中国当局十多年来首次驱离一个外国记者有关。
然而，中国外交部星期三在其网站上发表的记者会实录却对此只字不提。所谓的实录没有录下任何关于驱离陈嘉韵的问答纪录
中国艺术家艾未未说，“谁在这个国家开始关心问题，谁就已经走在犯罪道路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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