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凯律师的总统梦 无锡王振华

愿上帝保守我的心，不因为它的苦难而胆怯，却因为它的受难而竭力追求，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朝着标杆直跑。——张凯律师：威斯康辛大学法学院演讲《中国改革中的律师行动》

最近，中国官网温州市公安局称，经过数月的缜密侦查，现已查明，北京律师张凯是近年来“一系列涉宗教非法聚集事件的幕后策划组织者”。张凯在电视上“认罪”，“境外有一种说法，说中国在10年之内会有一些大的变革，我也希望通过这些方法积累一些政治上的资本。我觉得自己在律师界有名气，在教会有群众基础，还有境外支持，将来中国如果发生变革，我也有机会当总统······”中国官网是假张凯之口嘲笑、抹黑，我到觉得，张凯有理想、有抱负、有能力，只是生不逢时，摊上了这个时代。

在现有体制下，一个不是体制内的律师，要“president”，无疑是痴人说梦。中国宪法规定：国家主席有人大选举，年满45周岁。中国的国家主席既是国家首脑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党魁。那么，没有熬到60岁以上，几乎是不可能的。人是政治动物，具有社会属性，即天赋人权，参政议政是人的本质要求，只是这个社会不可能人人参政议政，人的智慧、阅历、才干是有差距的，有了智慧、阅历、才干不就能做“president”了，还要机遇和运气，在体制内脱颖而出。

张凯律师具备这样的能力、阅历。他代理过众多有社会影响力的案件，包括教会案件，如“我爸是李刚”案、钱云会案中钱成宇案、北海案、常熟案、镇坪堕胎案等。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张凯律师代理过的案件几乎涉及了中国所有的所谓“敏感词”：家庭教会、法轮功、藏族、维族、强制堕胎、分裂国家、泄露国家秘密......。案件整体走向、案件价值的阐释，以及政治、体制、历史、风俗等各方力量的博弈，无不刀光剑影、惊心动魄。

张凯律师捍卫自由、人权作出杰出的贡献。张凯代理的曹大和案，2009年，一名叫曹大和的农民工，从广州坐火车到贵州，被列车长认为是精神病而用绳子绑起来，绑了一夜之后，他死了。张凯律师为曹大和提供了法律援助，这个案件侦查、检控、审判全部在贵州铁路局下属的公检法进行，可以说这是一起由被告的同事检控、审理被告的案子，显然“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违反了游戏规则。案件结案后，张凯联合众多学者、律师，联合上书要求铁路进行司法改革。铁路系统之所以极端强势，是因为铁路有自己的公检法系统，这是不符合基本法律伦理的，无法公平公正。通过持续的联合上书及个案推动，两年后，铁路系统开始了司法改革。张凯代理的两起非法堕胎案，这几乎是中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影响力最大的堕胎案，2012年，张凯律师代理了著名的冯建梅案，这是一起发生在陕西镇平的案件，冯建梅是一个怀孕8各月的妇女，当地政府认为她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而强制对婴儿进行引产，在张凯律师博客中“记录了镇坪非法堕胎案冯建梅的四次逃亡经历，发此文时，他的丈夫第五次逃亡，成功的逃到了北京，并且与律师签署了委托合同。然而，似乎自由，还离他们还很遥远”，在接受当事人委托后，张凯发了第一条微博：“出于基本人道关怀，本律师将前往此地，为受害人提供法律帮助，我无法接受在我们土地上，公然的杀戮，如果漠视，我觉得与杀人者无异”。之后有了第二条微博：“镇坪惨案，已经违背了人类最基本的良知，本律师将在本周前往调查，并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如属实，本律师将穷尽国内法律救济方式，如果国内救济无法满足最基本诉求，本律师将不惜任何政治风险，寻求国际人权组织及联合国等机构帮助” 张凯描述当时的心情：这是一种最绝望的呐喊，绝望到几乎要用自己的身体去扑向热烈的火焰，不顾代价。这两起案件之后，中国计生政策也开始了调整，虽然改革还不彻底，但已经有明显的进步。张凯律师和众多律师同行，在为废除劳教、教育平权、户籍平等方面做出卓越的努力，并且起到关键作用。张凯律师参与了中国近十年几次大的教案的辩护。

律师，法治的践行者，法治文明的标志，权力制衡的平衡器。律师作为一种自由职业，是有思想慎独的知识群体，在天使与魔鬼中前行。但仅仅为赚钱，张凯律师不会有牢狱之灾，张凯律师不仅为当事人讨回了公道，还从体制上着手促进中国的法治进程。

张凯律师有笃实的信仰。“我是一个基督徒”，这不仅仅是一种身份，更是一种生命的态度和价值。有些牧师常常因为办教会，被罚款、拘留、劳教、判刑。这让张凯找到了二者兼得的好机会。中国宪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但“宗教信仰自由”不能排列组合，因此，在无神论的党国，代理这种案子是自由羁绊和自由的较量，是恐惧的挑战。圣经里说：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强壮的羞愧。

张凯为了“上帝赋予了人类自由、尊严、尊贵”，“帮助当事人恢复自由、恢复尊严、恢复荣耀。”他终于把自己栽了进去。属灵的征战就需要有属灵的智慧和方法去解决，张凯律师以自由的代价，诠释了美国名言：自由不是免费的（freedom is not free），诠释张凯一种属于生活元素的宿命，一种承诺的牵绊，它需要有人为之付出代价，为了获得自由常常需要有人失去自由。至今没有儿子任何消息的张凯的母亲，2月24日深夜发微博，感谢各界对张凯案件的关注，表示“要是真正尊重人权，那人身自由一分钟也不应该肆意被限制！若是明日晚是最后期限，我一定呼喊“放人”到最后一刻！”母亲对孩子的担忧、焦虑、痛楚是任何人无法感受到的，“我要不停地祷告！不停地向上帝呼求！求神开启前面的道路，保守我们的心灵，赐给我儿子平安、喜乐、健康、勇气！不孤单、不寂寞！因为我们都知道上帝与他同在！求神应允我的祷告！”同时她为自己的孩子感到骄傲，“三十多岁的人了，总是露出孩子般纯真的笑容，他善良、纯真、自信、勇敢！”，张凯律师为了心中的理想，为法治进程，为了自由人权，不惜飞蛾扑火。

张凯律师忧国忧民，在他的博客中有这样一段话：这是一个需要悔改的民族，这更是一个需要上帝救赎的民族。我相信，在严重的雾霾之下，上帝依然没有放弃中国。他爱中国人，就像上帝爱我们一样。

作者不是基督教徒，但尊重他们的信仰，人总是有信仰的，为信仰而活者，才不苟且偷生。当一个人灵魂有问题的时候，找神学，一个人行为有问题的时候找法学，一个人身体有问题的时候找医学。作为基督教徒的张凯，将灵魂献给了神，“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舍我其谁”的信仰，投身宗教事业，这是上帝的召唤，正义的感召。

张凯律师的仁慈之心，让我感动得热泪盈眶。2014年2月13日，张凯作为美国普度大学访问学者在威斯康辛大学法学院演讲说：完成了美国的访学，我也会带着老婆孩子回去，不是因为它美好，而是因为我深深的爱着那片土地。马丁路德金博士有一个梦想，美国人为了实现这样的梦想用了几十年。我也有一个梦想：我相信有一天，在中国，我的孩子，可以看到干净的天空，可以吃到放心的食物，他们在路边就可以看到松鼠和大雁，他们可以知道每一个官员的财产情况，他们想生几个孩子就生几个孩子，他们可以有灿烂的笑脸。

想当皇帝不是人人有份，但要当总统一定是民主的程序，是人人皆有的机会。张凯律师的“我也有机会当总统”（如果是真），恰恰是期盼的民主进程，不是通过暴力，而是“有群众基础”，那当然是通过选举的手段，张凯做的是总统梦，不是皇帝梦。

任志强说的是真话 无锡王振华

房地产大鳄任志强2月14日出席“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5年年会”期间做了5分钟的公开发言，言论内容包括“政府过度强调了枪杆子和刀把子，反对西方的价值观，文革之风又起来了。”任志强表示中国官方媒体是老百姓“出资”办的，这个钱来自民间，来自中国的纳税人，而并非来自“党”，素有“任大炮”著称的任志强这番言论立即遭到媒体舆论的口诛笔伐，由北京市委宣传部主办的“千龙网”2月22日星期一发表类似社论的文章，“谁给了任志强反党的底气”：“‘党媒姓党’能让‘优秀党员’任志强跳得这么高，不惜把党性与人民性对立分割，不惜充当某些势力的急先锋，我们看到是一个党性沦丧的个体以及个体代表的冰山一角。”言语之尖刻让人不寒而栗。

我在“房价没有胸罩贵任志强绝非骄纵”一文中说，面对房地产的种种腐败，任志强有难言之隐，是无奈的自嘲。这次，他说出了媒体应有的属性，相信不是皇帝新装那个小孩，是深思熟虑，眷眷之心的表述，如果党政府听不到不同的声音，谏言尽断，将陷“党”于不义中。

媒体包括电台、报纸、电视、杂志、网络等，它是人民的眼睛，人们通过它了解社会纷芸复杂的各种事态，客观公正地了解事件的真相，使谣言至于真相。改革开放前，我们的媒体一直说我们国家如何如何好，人民地位如何如何高，对于问题很少提到，总路线大跃进饿死那么多人媒体缄口不语，还粉饰太平，“敌人一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说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改革开放后人们走出去看看，发现完全不是所说的那么一回事，腐朽末落的资本主义国家欣欣向荣，人民安居乐业。

习近平在视察《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后明确：“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党的新闻舆论媒体的所有工作，都要体现党的意志、反映党的主张，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的团结，做到爱党、护党、为党；都要增强看齐意识，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笔杆子，是中共维系的基础和传统。“央视姓党，绝对忠诚，请您检阅。”中央电视台在习近平视察时打出的标语，海内外舆论哗然，其实，中国的媒体原本就姓党，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将个人从摇篮到坟墓的一切活动囊括在内的一个政党，要求指导个人对每一事物的意见，并且喜欢把一切问题都变成世界观问题，这样一个政党的观念都首先由社会主义者付诸实践了。”（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p133页）麦克卢汉也曾说：“报纸是偏见的产物，小报是坦诚的偏见，严肃报纸是曲折的偏见。”只是，这样的社会，政治弱智，社会学异常落后。

中共已认识到，苏联所谓的“新思维”是共产党万劫不复的深渊，一旦戈尔巴乔夫实行言论自由、自由选举，人民利用手中的权利，废除现有体制，中国也越来越面临“普世价值”的威胁。面对互联网的发展，“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想去看看”，于是有了翻墙族，前段时间，中国小红粉翻墙出去，在脸书上攻击台湾总统蔡英文，蔡英文回了一句话“用最不自由的方式，来攻击自由民主的台湾，难得！”问题是我们的权贵多将子女家属送往国外，接受西方教育，几亿中国人在学习英语，几十万中国学生赴美国等西方国家留学，好莱坞大片在中国盛行，人们精精乐道美国文化，成为美国价值的拥趸，因此，再回到愚昧落后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在乌镇召开的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提出“互联网主权”，网络将地球变成了“村”，中国政府利用防火墙将中国网民阻止于墙内，其意义就是将中国网络变成局域网。国内的许多网站，稍微敏感一些的事情，不是“你的网页有错”，就是“文章被外星人窃持了”这种愚蠢的办法只能令人们更加怀疑，为啥怕人们了解事实真相，民众自有公断力，识别力，别把民众当傻子。网络无国界，知识、信息的流通无国界，“主权标志着政权对神权的独立，人对神的自主”，那么，人民的自主就是突破“神”的限制，不然，那一天浏览境外网站，就是一个偷越国边境罪！

在经济“新状态”、“调结构”、“促增长”的情况下，人民更需要说真话的勇气。中国经济结构失衡，贫富差距拉大，诺斯悖论提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中国现在的根本矛盾，是权力与权利之间的矛盾，私有的、竞争的、自由的市场经济，才是经济生产领域创新的最佳机制，市场配置资源是千百万不同个体自由意志的体现，没有千百万个体的自由意志和自主决策，便没有市场机制。治理国家、振兴经济最重要的是倾听人民的声音，而不是权贵的声音。

面对利益多元，经济多元、政治多元，社会需要不同的声音，媒体的客观真实报道是不可或缺的舆论监督，而不是莺歌燕舞的献媚歌颂。因此，媒体是公众的喉舌，中国新闻家、政治家张季鸾曾说过，媒体的四不主义：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媒体不属于任何党派，贴近时局、贴近民生、贴近民意，敢于揭露社会黑暗，揭露政治腐败。

“党媒姓党”，我们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是“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党”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那么党媒也必然为人民发声，任志强将媒体定义成“人民性”，又哪里“不惜把党性与人民性对立分割”？“不惜充当某些势力的急先锋”，这个“某些势力”是指谁？如果“某些势力”能代表绝大多数，那么充当一下“某些势力”的代表又何方？如果是少数，“党媒”是否也应该倾听他们的声音？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总不能把这些少数从地球上抹去吧？毕竟，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为全社会甚至为全人类谋福祉的政党。

美国打还是不打朝鲜 这是个问题 无锡王振华

朝鲜一共进行了4次核试验：2006年10月9日上午11时，朝鲜进行首次地下核试验；2009年5月6日，朝鲜再次进行地下核试验；2013年2月12日上午10时57分，朝鲜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2016年1月6日上午，朝鲜官方宣布第一枚氢弹试验成功。尽管遭遇国际社会一致反对，但到目前为止，朝鲜已进行四次核试验。朝鲜一再挑战国际秩序，“这是公然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是对防止核扩散国际努力的严峻挑战。”

美国国会12号通过“加强制裁朝鲜及政策法案”，参议院以96票赞成0票反对通过这项法案，众议院则以408票赞成两票反对通过，可见在美国国会对于制裁朝鲜得到了两党绝大多数议员支持。美国总统奥巴马18号签署了“加强制裁朝鲜及政策法案”，法案将加强扩大对朝鲜继续发展核武器项目的制裁。

美国等盟国对朝鲜的紧箍咒越收越紧，美国对东北亚的战略步骤动作频频，美军罕见地出动了B52轰炸机前往韩国巡航，“斯坦尼斯”号航母战斗群也赶来跟常驻日本的“里根”号汇合，大量的最新型隐形战机F22也被部署到了日本。最抓眼球的还得数号称“斩首部队”的美军特种部队也高调出现在韩国。2016年美韩“关键决断”和“秃鹫”军演也如火如荼地进行。但是美军真的敢动手攻击朝鲜么？

美国可能对于朝鲜发动的作战行动，可以大致分为小打——中打——和大打三种形式。

一、小打：美国派出斩首行动小分队，对于在平壤的金三胖实行暗杀。然后从朝鲜撤出。也可能是对于洲际导弹发射基地进行突袭，炸毁发射装置。

二、中打：在实行小打的同时，对于朝鲜在东西两个海岸的军事基地，发动海空军轰炸，摧毁军事设施。

三、大打：大规模出动军队，对于朝鲜展开钳形攻势，对于朝鲜中部地区的东西海岸线，进行登陆作战。在实施斩首行动的同时，快速调用陆海空军和导弹，进行地毯式轰炸。

这三种方式均不成熟。大打的可能性最小，因为大打的社会影响极大，美国担心中国和俄罗斯可能会卷入，美国很害怕再来一次朝鲜战争的泥沼。美国要大打，则需要经过美国国会的批准，三讨论四讨论，也不容易被通过。美国国会和美国国防部，其实都害怕陷入泥沼，长期不能自拔。所以对于朝鲜大打的可能性很难说。小打，美国未必能够成功，如果不成功，则反而被金三胖抓住把柄，让美国无法制止核扩散。日本和韩国会出现核武装。

再说，朝鲜上百万军队，是美国几次空袭就能够摧毁的么？美国发动空袭，就是引火烧身。韩国首都首尔就在朝鲜大炮射程以内。可以说，朝鲜都不需要出兵韩国，就用大炮就可以把首尔炸个底朝天，美国媒体立刻就会大肆攻击美国的斩首行动。

上个世纪的因为北韩的入侵引发的韩战，是二战以后美国第一次大规模卷入区域战争，最终也成为美国第一次在死亡几万士兵的情况下，都没有取得胜利的战争。虽然说最终把侵略者朝鲜军队驱赶出了38度线，但是因为死亡人数超过了美国人民的心理接受能力，而且由于韩战的发生，让前苏联坐收渔翁之利，美国的历史学家至多认为韩战是一场平局而已。战争造成美国死亡3万多士兵，却成为美国人民永远的伤痛。

今天的朝鲜是一个主体思想领导的先军政治全民皆兵的朝鲜，军事力量比上个世纪50年代更加强大，而且还拥有了核武器。虽然说，现在还没有投射能力，但是仅仅是在朝鲜半岛释放核污染的话，造成美国军人被核辐射伤害，也将成为美国的噩梦。美国绝对不敢主动发动战争。无论是政客还是普通老百姓，都不会愿意冒此风险。

美国发动战争，需要国会授权，而不是总统说了算。这又是牵涉到一个效率的问题。美国不行动不是不怕核武器也不是不关注朝鲜的人权状况，而是因为一方面不相信金政权实际拥有核武器，而且即便有核装置，也没有可以用来轰炸美国的投送工具（金家的远程大浦洞火箭从来就没有试射成功过），美国在韩国准备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美国已经做好了防止中俄可能介入二次韩战的精密准备，同时趁机完成亚太战略再平衡。

朝鲜近期不大可能威胁到美国。朝鲜，虽然说嘴皮子上动不动威吓一下，但实际离真正的威胁远着呢，不要说朝鲜现在的核武器还没有成型，就是成型了，也缺少足够的运载工具打到美国本土。再退一步，就是朝鲜有了运载工具，凭借美国现在的军事力量，不需要先发制人，就是后发受制于人，都可以定点打落朝鲜飞在空中的运载火箭。朝鲜的核武威胁最大的其实是日本、韩国、俄罗斯和中国。

朝鲜问题不是美国可以单独解决的问题。美国的既定政策是“以压促变”，通过制裁，绞死困兽，同时，美国对中共的改革和中国最终融入国际社会还抱有希望，不想在朝鲜问题上过早刺激中国。

中国军事专家李莉表示，美国在三个方面受到很大制约：一是情报方面，朝鲜此次核试验的地点，世界各国都在猜，美国也是通过卫星图片进行推测，很难精确确定核试验具体位置，因此很难对其实施精确打击;二是美国目前也没能掌握朝鲜核试验坑道内部结构;三是巨大的风险，如果美国真的投弹打击朝鲜核设施，不管成功与否，后续必然会引发朝方的报复性行动，第一个遭殃的就是韩国。因此，无论是主观或客观的因素，都在制约美国行动的升级。

有没有能力斩首另一个国家的元首呢？美军没有这个能力。道理很简单，38线附近美韩一年军演N多次，北边的军事部署都是围绕南方进行，无论是防空还是各种重武器，全是瞄准南方，北半岛本身也有特战部队，防卫各方面还是比较完善的，实施这一计划无论是战略风险还是现实风险，都决定了美军不具备这种能力。其实，别说朝鲜半岛的金三胖，如果美国真有这个能力，同样是“邪恶轴心”的叙利亚，为什么不直接斩首叙利亚的巴沙尔？巴沙尔政权相比北半岛的军事能力可还是差了一大截的，叙利亚都做不到的事情在半岛更不可能做到。

金三胖也是中国政府的烫手山芋。如果真发生战争，核泄漏受污染最严重的应该是中国，因为所有的核设施都靠近中国边境一侧，还有难民问题，朝鲜半岛的统一问题。因此，中国最不愿意看到战争，到不是最不希望金三胖的垮台。美国“加强制裁朝鲜及政策法案”主要针对中国等企业，根据韩国机构的统计中朝贸易占2014年朝鲜全年贸易的74%。这个小流氓，让中国政府头多大了。

联邦共和 无锡王振华

读《联邦党人文集》感悟（四）

题记

如果每一个人都像天使一样完美善良，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政府官员都是天使，那么政府就不需要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监督约束了。——詹姆斯·麦迪逊

作者所读和参考的《联邦党人文集》是2014年1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由杨颖玥、张尧然翻译。

建立联邦共和制是《联邦党人文集》的核心思想，说服成员国由邦联到联邦体制蜕变，大篇幅地构思阐述联邦共和制度。联邦共和制（也称复合共和制），就是国家的组成形式是联邦制议会民主共和制，历史上第一个将联邦共和制付诸于现实的国家是美国。

联邦制维基百科定义：联邦制国家由各个联邦成员组成，各成员单位先于联邦国家存在。在组成联邦制国家时，联邦成员单位把各自的部分权力让渡给联邦政府，同时又保留了部分管理内部事务的权力，国民享有联邦和各成员单位的双重国籍。

共和制或称共和民主制，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政体。与神权及君主制政权的正当性、取得方式和政体形式不同，该政体下国家的最高执政者不是君主，而是依法律选出的最高执政者。一般来说共和制就是国家各种不同的阶级结合起来共同谈和，协商和共同管理国家的一种管理国家的方法制度。现代国家从神权迈向民主化过程中，有共和制与君主立宪制的两种选项。

联邦共和制

联邦共和制是将联邦制和共和制揉和在一起的“一些社会的组合体”，“联邦制可以矫正共和政府最容易发生的弊端”，联邦共和制兼具联邦制和共和制的优点。孟德斯鸠说过共和国领土小一点合适，但认为联邦共和国可以作为一种有效手段，并将君主制和共和制的优势结合起来：“如果人类不能设计出一种良好的政治制度，既有共和政府的对内优势，又有君主政府的对外优势，那么最终，人们将会可能被迫生活在一种由一个人组成的政府之下。我说的这种政府，就是联邦共和政府”P54页。这种政府形式可以认为中一种契约“由于联邦是由很多小共和国组成的，因此各成员国内部可以很幸福；而在对外形势上，因为联合的手段，他们拥有和君主制大国一样的优势。”汉密尔顿P55页。

麦迪逊首先区分民主与共和的概念。“使用代议制方式代替全民直接参政”，“不要错误地认为，只要在政治权利上使人们回归绝对平等，就可以同时实现人们在财产、感情和观念上的完全平等”。直接民主制和共和制最大的两点区别在于：第一，后者将政府委托给一小部分被选举的公民管理；第二，后者的管理可以延伸到更多的人口，更为广泛的国土。（麦迪逊P61页）

 “美利坚人民就可以宣称，是我们以代议制为基础，建立起了最纯粹、最广泛的共和国”。（麦迪逊P79页）。麦迪逊言下的“共和政体”内含有民主的成分，共和与民主存在着交叠，“人们很容易混淆共和制和民主制”。这种共和与民主的交叠跟上述的自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的古典共和主义的传统是相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麦迪逊的共和概念是对古典共和主义传统的继承，他的论述具有思想史根据。麦迪逊的所定义的共和概念是对古代共和政体的创新。联邦党人肯定和继承了古典共和主义对政治权力公共性的追求。但同时他们也意识到古典共和主义的内在缺陷：直接民主不足以实现权力的公共性。

既然共和政体追求的是政治权力的公共性，它就必然要涵括民主。但直接民主不足以实现权力公共的目标。因此，麦迪逊等联邦党人构建共和概念的第一步就是重新阐述民主，把古典共和涵义中的直接民主置换为间接民主（代议民主）。

宪政和专政的区别

宪法是指“由人民制定、政府不能更改的”，和法律则是“由政府制定、政府能够更改的”。美利坚宪法第六条第二款 本宪法及依照本宪法所制定之合众国法律以及根据合众国权力所缔结或将缔结的一切条约，均为全国的最高法律；即使与任何一州的宪法或法律相抵触，各州的法官仍应遵守。任何一州宪法或法律中的任何内容与之抵触时，均不得违返本宪法。（草案见p252页）。“新宪法既不是联邦性质的，也不是整体国家性质的，而是两者的结合体。“构建一个联邦政府，必然要授予它某些权力”。（汉密尔顿P177页）所有的地方权力都处于从属地位的，受国家总体政府的控制、指导，国家政府甚至可以随意废除地方立法。（麦迪逊P215页）

这此意义上，汉密尔顿认为它是“为立法机关规定一定限制的宪法”，宪法与法律之间存在严格区分，那些拥有较高等级的一般性规则或法律以及那些源出于较高权威机构的规则或法律，控制着那些由被授权立法的机构所通过的较为具体的法律的内容”。当这两种有等级差别的规则发生冲突时，“宪法应作为解释法律的准绳，在二者发生明显矛盾时，法律应服从宪法。” 对政府的外在控制来自宪法，以及宪法下的间接民主。这是宪法对整体政治权力的规限。但这仍不足以达至联邦党人的目标——政治秩序与个体自由。

如果联邦政府想要越过正当行使权力的界限，利用它所掌握的权力来推行暴政的话，建立这个政府的人民，就一定会诉诸他们制定的标准，判断政府的行为多么严重，然后根据谨慎判断的结果和事态的紧急程度，采取相应的措施，弥补宪法所受到的伤害。（汉密尔顿P178页）

如上所述，政治机构为宪法所规划，它的政治权力也是宪法赋予的，政府只应当采取为宪法所规定的行动，政府没有权力来界定自己的权威。宪法限制政治权力的目的在于保障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如何把政府所必需的稳定性和能力与共和国及自由赋予个体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结合起来。（麦迪逊P199页）

宪政实行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国家政权体制。法学家格哈德卡斯珀在论文《宪政》中提到：“宪政有描述性和规范性的两个内涵。描述性内涵是说它被用来指代历史上，人们为逐求各项权利、自由等的制度性承认的奋斗；规范性内涵的意思是它包括了美国宪法中政府的必要特征”。专政则诉诸的是暴力，确立的是不受限制的无限权力，剥夺的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专政是宪政的对立面。有宪法，不等于有宪政。

联邦权力分立与制衡

所有的权力累积，包括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如果被掌控在同一拔人手中、几个人还是很多人，也不论他们是通过世袭、自我任命还是选举得到这些权力，都只配用“暴政”来冠名。（麦迪逊P266页）。

麦迪逊在1788年2月8日在“政府架构必须要让各部分之间相互制约和平衡”一文、《联邦党人文集》第五十一篇P284页写下了最经典最著名的名言“如果每一个人都像天使一样完美善良，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政府官员都是天使，那么政府就不需要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监督约束了。”

麦迪逊引用杰弗逊判刑弗吉尼亚笔记：我们浴血奋斗的目的并不是建立一个“选举专制政府”，我们为之奋斗的政府，不但要建立在自由原则的基础上，而且其政府的权力也应该平衡地分布在不同的权力部门手中，这样，任何一个权力部门都受到其它权力部门的有效监督和限制，而不能任意僭越自己的权力范围。（麦迪逊P274页）。

不仅所有的权力来自于人民，而且被授予权力也必须依赖人民，方法就是缩短任期。（麦迪逊P199页）。“把防止把某些权力逐渐集中于同一部门的最可靠办法，就是给予各部门的主管人抵制其他部门侵犯的必要法定手段和个人的主动。在这方面，如同其他各方面一样，防御规定必须与攻击的危险相称”。权力一旦走向专断，就能突破宪法与民主约束。对此，联邦党人进一步对政治权力作出内在的控制——分权制衡。由宪政之下的宪法和法律来约束住政治家们扩张权力的欲望和专横地使用其权力的冲动。因为掌权者们都有一种本性的倾向去扩大、逾越公共权力的边界。

既然所有外部保障已经证明是不奏效的，那就只好通过调整政府内部架构，让各个部门相互制约，使其各部门相互制约，使其各司其职、各居其位。（麦迪逊P283页）。务必要求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最高长官任命，都必须通过相互独立、不受彼此干涉的渠道，从同一个终极的权力源泉——人民手中获得授权。

联邦党人深信政治权力的存在是一种必要的恶，于是将政治权力划分为若干部分，以使任何决策都不能由任何一方单独作出，即便是处于多数的一派，也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控制政府的某个部分，而不可能同时控制全部权力。政府的权力横向分为立法、行政和司法三大部门，任何人只能在其中一个部门任职。三个部门的人员由独立而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范围内产生，具有不同的功能。权力划分后，各部门都具有宪法的和政治上的独立性。权力分立并非仅是机构的分立，其核心是多个决策权威中心的相互分立和制衡：“复合共和制并不只是联邦政府体制中多个自主政府单位的符合，而且还是每一个政府单位内决策结构的复合。如果任何一个决策结构或者政府单位取得了支配决策机构或者政府单位的地位，并长时间得以维持，那么这样一个体制也就失败了。”（美国宪法的政治学解读——复合共和体制的理论与实践 作者奥斯特罗姆）

在联邦党人构图联邦时，人性恶的假设固然是其思考政治问题的一个出发基点，但他们并不完全否定人性有善的一面。人性的善的一面——对公益的追求——在共和政体（代议制政体）中应有体现的空间。“并不能因此就指望民意会辩明是非曲直”，“通过诉诸民意的方式来限制权力部门的行为，既不是适当，也不是很有效”。（麦迪逊P279页）。故而，联邦党人把其人性的理念延伸至制度层面。在设计代议民主与宪政制度时，设定参议院议员、总统选举人团以及联邦法院法官等不由大多数的民众直接选举产生，他们在制度、程序上不对大众的意愿作出直接的反应，不承受大众政治压力；他们代表着公民的美德，是公共利益的守护者，也就是说，他们能够避开私利而从致力于公益的谋求。在制度层面上，他们就是大众集体意愿——这往往就是党争——及其体制对应物如众议院等机构的一种平衡。这也就是一种“审议的民主”

联邦共和制有如下优点：

联邦有防止国内动乱和分裂的倾向。（P55页）。同时可抵御外部的侵略。

汉密尔顿描绘了如果没有国家军队（常备军）“战争将会在各成员国之间此起彼伏，进退劫掠。非正规军所到之处，将会烧杀抢劫，极尽破坏之能。”P48页。“在很少发生内乱的国家，自然很少需要调动军队支平息内乱，人民也不用担心陷入军队的统治之下”（P50页），在经常面临内乱窘状的国家，由于国家一直需要军队的保护，使得军队重要性凸显，相应就降低了平民的地位。军队将会凌驾于人民之上。“如果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时刻听从联邦政府调遣的话，联邦就没有办法强制推行自己的政策”。（P91页）。民兵不足于胜任国防事务，会让联邦多花费数百万本来可以节省的开支。

把关系到集体利益的重要事项交给联邦决定，而将地方事务和局部事务交给成员国议会处理从而综合考虑国家的重大整体目标。（P62页）。只要有一个强有力的联邦政府，我们所有的自然力量和资源，都将为我们的共同利益服务，也必将战胜欧洲那些心怀嫉妒、妄图遏制我们发展的敌对联合势力。如果我们各成员国之间分崩离析、想互竞争，我们就会各个击破，最终无可奈何地丧失我们已经获得的利益。（P67页，联邦对于贸易和海军的作用 汉密尔顿）。

联邦政府在开支上的优势。如果各成员国在一个联邦政府旗下，老百姓只需要供养一套政府班子，分裂对于经济的危害，丝毫不亚于它对各成员国社会安宁、商业、税收和自由的危害。（P67页）。联邦政府的雇员数量将远远少于各成员国政府的雇员（P256页）。联邦政府主要的收入主要来源于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社会保险税、销售税、财产税、遗产与赠与税等。美国各行政层级间并没有严格的隶属关系，因而在分立的财政系统中，各级政府都享有独立的非税收入管理权。

联邦政府不会极权。联邦政府都有与生俱来的软弱性，成员国政府更容易从联邦政府手中掠夺权力，因为它（成员国）政府给人们带来的好处和威慑，每天活跃在公众面前。（P97页）如果联邦政府企图侵犯成员国政府权力的话，不只会引起一个或几个成员国的抵制，而是拉响每个成员国的警报，所有成员国都会开始支持同样的反抗事业，它们会彼此通信，协商反抗计划。（麦迪逊P262页）。

新宪法将铸币权从各成员国手中回收到联邦政府手中。如果成员国对各自已发行的纸币的币值随意调整，就会损害其他成员国人民的利益，最终引起各成员国的仇恨。（麦迪逊P248页）

结论

联邦党人对现代民主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们彻底打破了民主只有在小国才有保障的西方传统论点，明确奠定了一条决然相反的民主原则：“社会越大，越能妥当自治”。成员国紧紧团结在一起，超越来自大西洋彼岸的控制和影响，我们将有能力，由自己来决定新世界和旧世界之间的关系！

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实质上讲是各种集团利益的调整和博弈，“无论是多数派还是少数派，都是一些公民被共同的情感或利益所驱动，团结到一起，反对其他公民的权利，或者反对社会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麦迪逊p058页），“领导不见得总是开明的政治家”，“无论是道德还是宗教，都不足于以去抑制这种压迫（指对少数派）”；中国的政治制度设计，或许缺乏“人类社会是否真正有能力通过深思熟虑和成熟抉择来建立一个优良的政府，还是命中注定只能依赖由武力和偶然建立的政治法则。”（汉密尔顿p001页）。同一句话，199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由程逢如等翻译的《联邦党人》更传神“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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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陪审制度和中国的人民陪审员无锡王振华

读《联邦党人文集》感悟三

陪审团制度写入美国宪法，《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三条第二款第三项、宪法修正案第六条宪法修正案第七条对陪审团制度作出明确而具体的规定。

1735年，因发表了对殖民地总督的批评文章而被起诉犯有文书煽动罪的出版家约翰·彼得·曾格案件中，尽管双方对事实关系不存在争议，纽约当地的陪审团仍作出了无罪裁决。此外，英国为了控制殖民地的贸易，经常依据航海条例取缔运送货物的非英国籍货船，但陪审团经常做出相反的无罪裁决。为此，英国设立了特别法院以规避陪审团审判，这也成为了美国独立战争的诱因之一。在美国独立宣言中，也特别指责英国国王“在许多案件中，剥夺了由陪审团进行审理的审判利益”。

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指出：“实行陪审制度，就可以把人民本身，或者至少把一部分公民提升到法官的地位。”把“人民本身”或“一部分公民”提到法官的地位，陪审制度的价值取向至少包括：体现人民的主体地位，实现司法的民主性；以普通公众的价值观弥补法官社会经验不足及僵化职业思维；打破法官对法律的专权，克服法官对案件的垄断；实现司法与社会互动，使司法更接近社会，社会更接近司法；缓解司法资源不足等等。

英美法系的陪审制度论文很多，但均未在原理上分析。汉密尔顿说《联邦党人文集》P447页：陪审团制度“是对自由的宝贵的安全屏障”，“自由政府的守护神”，“对于一个代议制国家来说，陪审团制度的重要性或基础性，怎么褒奖都不为过分”。1788年5月28日汉密尔顿在“论司法部门（六）”《联邦党人文集》P449页“陪审团制度是预防腐败的有效办法，它极大地阻止了贿赂行为的成功。在陪审团制度下，要想贿赂成功，必须同时贿赂陪审团和法官，如果陪审团的审判意见有明显失误，法庭一般还会进行重新审判，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仅仅贿赂陪审团效果不大，除非同时收买法官“它通过增加收买的难度，减少了向双方行贿的不良企图。相比让法官单独决定所有案件的结果，在有陪审团协作的情况下，法官受到诱惑从而滥用权力的几率必然会少得多。”

“陪审团通过拒绝执行过于严酷的法律，而实现了更高层次的正义”，美国的第三任总统杰斐逊甚至认为，陪审团制度在维护民主所起的作用上，比选举权还要重要。“陪审团的职责范围就是判定案情事实，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法律后果和案件相互纠缠，很难理清”。法官在结束审理时，将对陪审员进行详细指引，就有关可能适用的法律进行指导。法官在解释说明法律的时候，至少不能明确表示陪审团可以无视法律。

中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实际上是参审制。人民陪审员可以参加第一审民事审判、刑事审判和行政审判。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家弘，就曾对中国法院网上“网络直播”栏目下的“现在开庭”子栏目里所登载的2010年1至12月审理的共计292起刑事案件，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他发现，在有陪审员参与审判的177起案件中，98.31%的陪审员在法庭上没有提问；69.49%的陪审员在庭审过程中没有与审判长进行过交流。另外，据有些陪审员讲述，由于法庭一般不会当庭宣判，也很少在庭后进行评议，所以，有些陪审员甚至不知道案件的裁判结果。老百姓戏称：人民陪审员是三陪，陪听、陪说，陪坐。如果人民陪审员是法律审，则专业水平不如专业涵养的法官；如果是事实审，一、二个人民陪审员的道德修养不足于抵御诱惑（原理前述，也符合人性弱点）。就算人民陪审员有公正、公平、正义，在合议庭评议中仍然不足于改变庭审结果。

那么，什么人可以做陪审团陪审员呢？美国法律规定，每个成年美国公民都有担任陪审员的义务。但是不满21岁、不在本土居住、不通晓英语及听力有缺陷的人、有前科者，没有资格充当陪审员。为防止歧视，法庭要确保这些人以随机抽样的形式挑选，只要没有犯罪前科，精神正常并有能力断案的成年人，都可接受挑选。公民一旦接到传唤，就必须到场，因为这是美国法律规定每位公民必须做的。美国不准医生、律师、教师等职业的人士担任陪审员，在我看来是制度设计的优点，刑事案件是事实判断，就是“一般民众”放在法律对陪审团的规定之下都会做出的判断。

一般的案子，陪审员通常是可以回家的。但是，如果案子引起轰动，就必须隔离他们。陪审员在这一段时间里，上食品店买吃的，都有法警跟着，以保证他们不与外界接触包括媒体。在整个案子结束并移交给他们决定之前，陪审员不可以互相交流和讨论案情。总之，一切都为了使他们不受到各界的情绪和非证据的影响，以维持公正的判决。可以说，在这一段时间里，陪审员的自由度比该案的嫌疑犯还要小。当裁决无法在1天内作出，且该案件被热点报道的情况下，法院可能命令对陪审员进行隔离，要求其住宿在宾馆或不与其他人接触。在事实审理期间几乎不会进行隔离，但在裁决期间会出现隔离的例子。在如O·J·辛普森案件等极端罕见的案件中，陪审员被隔离了整整8.5个月。

陪审团制度将衡平法案件、海事案件、议会征税、对谁征税和其他一般案件排除在外，“如果不将衡平司法权作为联邦司法权的一部分，案件就无从审理”P430页。“在所有案件中陪审团的必要性并非完全无可争议，如果在宪法中规定所有案件都要使用陪审团审判，就必然会给联邦政府带来掣肘之虞”（P451页）。在民事案件中使用陪审团制度，其优点似乎和维护自由关系不大，在这里支持陪审团制度的最大理由是可以防止贿赂。

陪审团制度从来不认为它是一个完美的制度，只是找不到一个比它更好的制度罢了。这正像美国人有时候开玩笑的说法：如果你不把陪审团制度和其它国家的制度相比的话，它真是糟透了。

“建立新政府的工作（当然包括司法制度的设计），不论多么细心，多么智慧，都难免会出现一些复杂、微妙的问题”，汉密尔顿如是说。因此，带着良好的愿望，为国家的未来谋划远景、为人民的权利谋取利益，集思广益、集腋成裘永远不会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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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为何不能遏制俄罗斯总统普京极权？无锡王振华

2016年1月26日美国财政部一名官员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新闻调查节目《全景》采访时，首次公开指责俄罗斯总统普京存在“腐败”问题。《全景》节目联系到的多位前俄罗斯官方内部人士说，对于普京的秘密财富，他们掌握着第一手材料。曾经负责俄罗斯航运国企“Sov-comflot”的斯卡格说，他亲眼看见一艘价值3500万美元的游艇被转到了普京名下。2014年，美国财政部称，普京在能源领域存在秘密投资，涉事的企业是总部设在瑞士的全球最大能源贸易企业之一的贡沃尔集团（Gunvor）。2015年2月16日，据CNN报道，曾经的俄罗斯最大外国投资者——对冲基金经理人比尔-布兰德估计俄罗斯总统普京坐拥2000亿美元资产，这么多的资产使其成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但俄罗斯经济2015年下跌幅度达3.7%，俄罗斯海关透露，去年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收入分别减少了42%和23%，最近民调显示，有多达58%的人认为经济形势将继续变坏。有54%的人认为情况非常糟糕。持悲观观点的人从去年年末起急剧增加。

俄罗斯财政部2016年2月5日星期五宣布，已经向25家外国银行发出了在今年发行国家债券的申请。这些银行包括了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以及摩根大通、摩根斯坦利、汇丰等欧美银行。这是自从西方制裁，俄罗斯陷入严重经济危机之后首次向外国借债。西方制裁范围尚未覆盖俄罗斯发行国债。

普京在国内独揽大权，穷兵黩武，控制新闻媒体，打击异己势力，控制经济命脉，整治金融寡头；普京对外利用俄罗斯的沙文主义搞霸权，比如出兵格鲁吉亚、侵吞克里米亚，插手乌克兰，武力干预叙利亚，支持独裁的巴沙尔政权。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自由与权力——阿克顿勋爵论说文集》），在当今世界是一条公认的权力定律。曾声言要拯救俄罗斯的普京，已成了俄罗斯的头号敌人，眼下，美国、欧洲和俄罗斯的邻国必须准备好应付最坏的情形。

俄罗斯是转型的民主国家，为何民主不能遏制普京的威权统治？或者俄罗斯的民主转型存在哪些可吸取的教训？

首先总统不能任期太长，也不得超过或变相超过二届。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二十二条[1951年批准生效]第一款 无论何人不得当选总统职务两次以上。而普京的帝国雄心是“给我二十年，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通过修宪的形式扩大任期，普京公然践踏俄罗斯宪法。其实，这个世界没有那个人是神，在纷繁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充当超人。能干二任已经实属不易。普京最令人厌恶的是他的口是心非，2004年12月23日记者招待会上说，普京表示不会寻求第三个总统任期，干二届已经够了，他说：“我没有考虑在2012年或者2016年甚至更往后的日子竞选总统的可能性。”

普京总统上任后，他于2000年5月13日发布总统令，组建7联邦区，由总统任命联邦区全权代表，分别主管或监督89个联邦主体。与此同时，普京还整顿宪法秩序，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整顿立法，地方必须在规定时期内修改自己通过的法律，地方的任何法律和法律文件不得与中央立法尤其是宪法相抵触。与此同时，尝试在全国重新建立垂直的权力体系，加强中央的权威。2004年“别斯兰”人质事件后，普京决定取消地方行政长官的直选制，改由总统提名，实际上恢复了地方行政长官的任命制。这一系列措施实际破坏了联邦制度，使民主不能基层化，也使邦州失去了活力。孟德斯鸠理论认为，国家的权力决不能集中于一个人或一个集团手中,如果拥有没有制约的绝对权力，由于人的本性恶的一面，就必然滥用权力。美国成功地确立了一种联邦和州分权治理且互相制衡的联邦体制，联邦制下的美国既增强了联邦政权对州的控制力，又很好的保证了各州的自主权。

俄罗斯联邦会议（议会）由联邦委员会（上院）和国家杜马（下院）组成，如上节所述，邦州没有独立人格，就很难弹劾总统。俄罗斯没有真正意义上监督的反对党，统一俄罗斯党是支持普京总统的中派政党，该党在杜马中的议员人数超过了俄共，成为杜马第一大党，形成稳定多数，使普京施政得心应手，俄政党初步呈现出多党并存、一党主宰政坛、反对党继续分化组合的格局，所以国家杜马不可能监督总统。集体犯错，集体惩罚。

在意识形态上，俄罗斯的前身苏联是通过暴力革命夺取并巩固政权的国家，经过半个世纪以上的极权统治，自由经济、民主价值观念丧失。在这样的国家里推行民主化与市场化改革，需要的是民主思想的普及和政治家的智慧，俄罗斯没有经过卓有成效的熏陶，又遭遇普京对市场经济的破坏。埃及经过颜色革命后仍然回到军政统治，现任埃及总统塞西，曾担任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主席、第一副总理、国防部长。军衔为元帅，少壮派军官的典型代表。台湾民主经过了20年的风风雨雨才走上正规。

“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联邦党人文集》这个秃顶离婚“噢，他不一样！他是全俄罗斯最有魅力、最性感的男人！”，到处秀肌肉的克格勃特工普京，驾驶战机、潜艇，擅长打猎、柔道，他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位偶像式的人物，其合法性依赖于其貌似无穷无尽的年轻和魄力。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一书中写下一句名言：君主必须集狮子和狐狸于一身。

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宫控制主流媒体，使主流媒体没有独立的声音。普京以独立电视台“债务”问题为突破口，制服桀骜不驯的传媒大亨，古辛斯基流亡国外。接着普京实际上开始了一场“等距离疏远”金融寡头的行动，先后使其他金融寡头俯首称臣。普京利用政治和经济手段，改组各电视频道和其他立体及平面媒体。媒体没有独立的思想和意识，沦为粉饰太平的工具。

普京通过反腐清洗资本家，垄断了国家资本，很多经济精英被捕入狱，使市场经济失去活力。2003年10月25日，俄罗斯石油大亨、尤科斯石油公司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被捕；10月30日，检察院冻结尤科斯公司部分股票，尤科斯石油公司和霍多尔科夫斯基案件以尤科斯公司的部分财产冲抵债务和霍多尔科夫斯基的牢狱生涯而告结束。尤科斯公司冲抵债务的资产被国家石油公司购买，成为国有公司。

俄罗斯的司法制度不能制衡行政权力的滥用。俄罗斯的宪法法院未能有效阻止第三任总统梅德韦杰夫2008年12月30日签署宪法修正案，该修正案延长总统任期与国家杜马任期，总统任期由四年延至六年，国家杜马任期由四年延至五年；其二，俄罗斯联邦检察体系是司法机关，而检察机关代表国家起诉，使检察机关既有行政权力又有司法权，这可能会导致司法权的滥用，事实上尤科斯石油公司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就是这样的例子，被指控犯有商业诈骗、偷漏税款、伪造文件、杀人等多项罪名而被捕。

2011年12月莫斯科时间5日晚，在俄罗斯杜马选举结束后，数千名示威者走上首都街头，要求终结总理普京在俄罗斯12年的执政。苏联前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于12月7日接受国际文传通讯社的采访时称，俄罗斯杜马选举中存在舞弊现象。俄罗斯应该废除此次选举结果，重新举行选举，因为这一结果“没有反映人民意愿”。但这些力量均未能制衡普京。

最新民调显示，普京总统仍然保持着超过80%的高民意支持率。但俄罗斯中央银行前副行长阿列克沙申科对民调结果分析后认为，在这一现象的背后却隐藏着很大的不确定因素。因为，认为俄罗斯正在走正确道路的人急剧减少。对政府内阁，对总理梅德韦杰夫，对议会国家杜马等国家机构和其他领导人的信任和支持率都大幅减少。因此，有时民意并不完全代表国家利益，汉密尔顿说：“民众的声音被说成上帝的声音；可是，这种格言是在一般的意义上被引证和信奉的，实际上它并不真实。民众好骚动而反复多变；他们难得做出正确的判断或决定。”

随着俄罗斯经济的倒退，俄罗斯和西方的评论家均愈发频繁地暗示，俄罗斯或许已处在极度动荡的边缘，甚至可能崩溃。随着造成不稳定的力量在聚集，俄罗斯即将爆发一场完美风暴。处在目前这种局面下，大规模骚乱极有可能发生。因为俄罗斯民主转型不彻底，极需完全的民主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