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革后，中共想趁台湾国民党老一代政要尚健在，发起第三波”国共合作”攻势，为什么遭到国民党严拒？文革后，中共发起第三次国共合作攻势，想趁一些老一代国民党政要还在，还有深厚的大陆乡土意识，如宋美龄（大陆去的）、何应钦、陈立夫、张学良还健在，再往下，人家台独意识强烈，根本不认“一个中国”，你是你，我是我，没有一点“共识”。
1981年9月30日,新华社发表”叶九条”（九条方针）——〈告台湾同胞书〉。为什么国民党那么坚决不理睬，一直坚守“三不方针”——不妥协、不接触、不谈判，实在是来自对历史的血的教训。中共一直宣传国民党不肯谈，而为什么不肯谈，则不着一字，大陆人民一直不清楚。而之所以不说，就像邓小平的“不争论”，争论不起呵！明明反毛，却还打着毛泽东的旗帜、挂着毛泽东的像，形成今天“打左灯向右行”的尴尬，整个国家言行不一，最应讲诚信的政府，公开撒扯大谎，明明告别马列、打压毛派（用毛派的话来说，以前是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现在则是谁拥护毛主席就逮捕谁），但却坚持不倒旗，举着马列毛的旗，干反对马列毛的事儿。对于台湾国府之所以一直坚持“三不方针”，坚持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中共贬为“偏安拒和”，中共之所以不说国民党方面的拒绝理由，当然是说不起，有难言之隐。
第一次国共合作 (1923-1927)
第一次国共合作发生于1920年代。开始时，中国国民党与新兴之中国共产党合作，后因与中国共产党政见分歧，中国国民党旨在建立由中国人独立主政之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而中国共产党旨在建立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共产主义国家。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不可调和，加上不愿其他党派扰乱当时混乱局面，所以采取排共政策。后来，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反帝反封建”，要与中国国民党合作，组成“革命统一战线”。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二大提出实行“党外合作”（即所有合作均不涉及党内事务），但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却倡议实行“党内合作”（即中国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把中国国民党改造为各革命阶级联盟。当时得到中国共产党接受。当时中国正处于军阀割据时期。1921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得到孙中山同意，在张太雷陪同下前往孙之桂林大本营停留9天，与孙三次长谈，广泛接触中国国民党其他领导人。之后马林提议中国共产党应该与中国国民党合作。
1922年9月，经张继介绍，孙亲自主盟，陈独秀、李大钊等先后正式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3年1月，孙中山与苏联代表越飞在上海会谈后，发表联合宣言或称孙越宣言，开始联俄容共。2月，派廖仲恺与苏联谈判，8月又派蒋中正到苏联考察军事。10月，聘请共产国际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为顾问，负责改组国民党，使之成为类似布尔什维克式政党。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全体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并与中国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1924年1月20日至1月30日，孙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联俄容共方针，选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等10人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约占委员总数1/4。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
第一次国共合作两条资料——中共“三大”后，国共合作局面形成。但国共两党内部均大起波澜。中共“一大”政纲明确——夺取政权以推行共产制度，消灭资本家私有制。1924年冬，中共党员沉泽民（1900～1933，茅盾胞弟）对18岁女生陈学昭（1906～1991）说：“现在我们同国民党一起革命，将来我们还要革国民党的命！”大革命时期，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陈延年（1898～1927，陈独秀长子）向新党员龚楚交代任务：“目前党的政策是在国民党的一切组织中取得实权与工作，亦即是利用国民党各级党部以掌握工农运动的领导权，使广大的工农群众团结在本党周围，以实现本党的主张。”无论奉持宗旨还是价值追求，国共均只能是“打倒军阀”的同路人，当有共同敌人时的暂时合作，两家对“国民革命之后”，从一开始就存在重大分歧。
但中共借助第一次国共合作，从1923年6月12～20日广州“三大”全国420名党员，到1927年4月27～5月9日武汉“五大”，57967名党员，获得第一次大发展。
三、第二次国共合作（1937～1945）
第二次国共合作两条资料——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趁蒋中正亲自到西安指挥剿共之机，发动西安事变，对蒋“兵谏”，震惊中外。蒋最终在宋美龄、周恩来斡旋下获得释放。中共在西安事变后乐观认为：“目前只要三方面团结，真正的硬一下，使中央军不敢猛进，有可能释放张学良，完成西北半独立之局面。”最终在苏联介入下中共暂缓抗击国民政府，使国共两党间长达10年之内战基本停止，使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国民政府加强控制西北。
由于张学良、杨虎城二人造成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得以复苏，早于1937年2月，接受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收编。2月9日至9月下旬，国共两党代表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和南京等地举行6次谈判。经过7个多月反复商谈，中国共产党同意结束分离主义、暂缓阶级斗争运动。
中共依靠抗战，再次孵大。1927年莫斯科中山大学，伍修权（1908～1997）：“持国民党观点的人到处宣传他们的旧三民主义，有的党员受他们的影响，转向了国民党方面。在我的印象里，原来是国民党观点的，转到我们这边来的，好像不多。”1931年6月中共总书记向忠发（1880～1931）被捕，供词：“共党现有干部全国不过二百人，在莫斯科者亦不过二百人，人才极感缺乏。”1932年“一•二八”后，中共扩求党员，上海得三千；至1933年5月，脱离者两千以上。1933～1934年，中共策源地上海的党员不过485人，其中暗向国府“转变”并领受任务183人。”1934年时北平我地下党的组织已几乎全遭受破坏。当时北平尚有几个党员，但是没有党的组织。1935年初，党组织才开始恢复起来。······党员全市共有十来个，连共青团员不过二十个左右。”1935年“一二•九”运动之初，北平只有九名党员，加上团员也仅约20人。陕北中共事后从一张报纸上意外得知平津爆发大规模学运，1936年初急派刘少奇前往主持北方局：“整个北方局能够联络到的党员不过三十人左右。”1936年春，经冯雪峰与潘汉年审定的上海党员约二百馀，中共组织部承认的骨干只有47人。中共瘦成皮包骨。
1944年5月21日，毛在六届七中全会上：
我们在抗战初期只是一个很小的党（不超过四万有组织的党员）和一个很小的军队（只有4．5万人）······当1935年冬季中央苏区红军长征到陕北时，只剩下7000人，成了“皮包骨”。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1909～2004）：中央红军北上先遣队只有五六千人，加上陕北红军及地方武装，”尚不足三万人”。黄克诚：“到达陕北时，中央红军主力只剩下六千多人。红五、红九军团仍在张国焘的左路军中。”
有确切资料：抗战之初八路军仅3．2万人，江南新四军（南方八省游击队合编）1.03万馀人，东北抗联一万人，总共五万馀人。在国统区，中共力量更是微如星火。
四、延安时期，中共拿了国府多少钱？
西安事变后，中共得到国府资助。1937年2月6日，范长江与博古、罗瑞卿同车自西安往肤施（延安），车上“最重要的是从紫金山那里运来的几十万法币”。舒湮《边区实录》记载1937年初：“自从统一战线完成后，中央对第八路军有饷额补助每月五十万元。”中共也承认：八路军每月得到国府50万元军饷及衣物药品等军需补充。1938年3月24日，毛对记者说：国府每月拨给八路军几（五）十万元经费。1940年6月初，朱德向陈嘉庚介绍：国民政府承认中共军队三万人编制，每月拨饷68万元，步枪子弹800万粒，中共则实行三民主义。
1937年12月3日，八路军兰州办事处主任谢觉哉（1884～1971）日记：“中央（按：国府）发给八路军饷械比其他部队为优先，所以未能全部解决，大概中央亦很困难之故。”1937年10月21日，叶挺首次领取新四军开办费五万元；此后每月至少6．5万。1992年中共《中共党史研究》：“由国民政府供给军饷、武器弹药和其他军需物资。按规定每月应发给军饷73万元（八路军60万元、新四军13万元）。军需物资按红军改编时的编制5．2万余人配发。”
《扫荡报》记者访延：每月在中央取得60万元津贴，又把边区发行的纸币在中央银行换了若干万法币，中央为了解救陕北人民的危机，也自动地放了近百万元的急赈，这样才把红军救活，才把共产党人救活，才把边区50万奄奄待毙的人民救活！
有资料说1937年晋军一个团的经费为2.3万元／月。
1939年6月，江文汉（1908～1984）率基督教访问团入延：“中央政府对边区政府似乎已经给予事实上的承认。我们可以从以下事实中看出这一问题：民族救济委员会已给他们十万元的拨款。交通部一个月给他们十万元用于筑路。经济部在土地开垦的项目中也给他们以帮助。”
1938年，武汉“八办”除了向延安运送军需物资，还运送大批粮食（300吨大米、40吨面粉）、办公用品、毛巾袜子、文娱用品、钢材生铁、硫磺原料等，甚至纺织机床、皮革厂造纸厂毛毯厂所需机械设备，延安成立“工业机械局”。
五、延安时期中共的政治面貌？
拿到国府的钱，毛泽东在延安群众大会上高呼：蒋委员长万岁！中共打出完全拥护蒋委员长的旗帜。毛会客室悬挂孙蒋列斯四像，孙蒋居中，列斯在侧。各赤区高悬青天白日旗。1944年5月29日，陈赓在延安撰写整风自传：”我军仍屹立太岳山巅，二十余县仍飘扬着祖国国旗，实行三民主义，真正民主。”延安各校最时兴歌曲都强调国共合作：“两党合作，中国就兴旺；两党分裂，中国就灭亡”；“同志们，请记着，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1940年，彭德怀报告：
华北战争不是孤立的，有全国抗战的配合，特别是有全国二百几十万友军的配合，使敌人不能集中兵力专对华北。抗大课程开设“三民主义”；毛对来访宾客强调：抗战胜利后的任务是实现三民主义，中共不想把苏维埃照搬到中国，实现新的社会制度可以通过议会票决方式，允许宗教自由。1945年延安歌曲：“看／在自由幸福的陕甘宁／人人都团结得像兄弟／在边区政府的施政下／实行了真正的三民主义。”中共减缓各种极端化政策，文化上向传统示归，得到寰内部分士林认同，这一认同乃是中共日后胜利不可或缺的社会基础。
1938年初，蒋介石发觉八路军不听号令，首先想到的就是取消八路军的40万元津贴。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府才最后断饷。
六、国民党养虎成患的后果是什么？
中共胃口也一点点在延安扩大。1937年6月，国共议定八路军三个师六旅12个团4．5万人。1942～43年，林彪只向国府要求四个军12个师的编制；1944年，林伯渠已在要求六个军18个师。1944年3月，陈毅对美国外交官说新四军有30万正规军，能迅速扩至40万。其他中共领导人：“给我们一年时间，我们将能够占领满洲边境到海南岛的整个华东。”
1944年11月，国民党军队200万，中共军队63万；1945年4月，中共“七大”，中共党员121万，军队91万、民兵220万，19块根据地，95万平方公里，人口9550万。中共《抗大史》：“1937年8月，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时有4．6万余人。到1945年8月，八路军、新四军部队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达260余万人。”新四军”由统一改编时10300余人发展到31万馀人。”
总之，抗战结束时，中共已具对抗实力，敢于向国府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参与对中国未来的安排。1946年内战爆发，中共立即发动土改，“以便进一步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使正在胜利发展的解放战争获得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的支持。”无偿剥夺地主、富农的所有财产，既调动穷棒子去“打老将”，也为解决战争所需财政。
斗了地主老财，接着就给老百姓开仓放粮，分田分地分骡子分马，老百姓跳着脚喊“共产党万岁！”每次国共合作，都是孵大中共，都是共产党赢利，尤其第二次国民党吃了大亏，因此中共放出第三次合作的气球，当然遭到国民党上下一致的严拒。就是从一家人情来说，每次合作都吃亏，人家还有信心与你谈判么？还会相信你的诚意么？因此1949年蒋介石定下国策——“永不与中共谈判”，江河有源，万事有来历，这就是1980年代国民党坚守“三不方针”的历史原因。——不妥协、不接触、不谈判！！！
血的教训如此沉重，后果如此严重，国民党失去了大陆！
中共建国后，整出反右、饿死四千万人以上的大饥荒、文革（此时还没“六•四”），无论从哪一角度，台湾国民党似乎都不可能与北京，一些有关第三次国共合作秘密谈判，那也是1987年的事，所谓对北京中共的“新三不政策”——不鼓励、不支持、不压制。有资料说1988年1月13日，小蒋去世，秘密进行的接触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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