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第一医院的医疗改革，是一九八九年一九九零年前后全面展开的。记得有一个星期一的一大早，传达院长讲话，其实是院长传达卫生局长的指示。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南京市医务系统的改革，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南京市卫生局局长薛桂华、书记徐士清是南京市卫生系统改革的“总设计师”，在他们直接鼓动授意下，当时市第一医院的院长徐羽军，书记汪瑞芳，副院长孟智龄开始了一系列“改革举措”。首先出笼的是经济效益考核，直接客观衡量医生工作业绩和质量的不再是为病人治好病，从病人的切身利益作想。而是以医生的经济收入为诱饵，把病人作为“商业客户”，把病人来医院求治作为商业契机，达到让病人多花钱、医院多赚钱的“经济效益”。每个医生为医院创造了多少效益（赚了多少钱），直接关系到每个医生的当月奖金。这就是鼓励甚至强迫医生多开化验单检查单多开药给病人吃，尤其是大处方大检查单。比如医生每开出一张ＣＴ或者磁共振检查单，除了为所在科室创收动辄上千几千的收入。开检查单的医生不仅能从病区拿到更多奖金，医院还直接给这个开检查单的医生几十元人民币的提成。一个医生一个月多开几张这种大检查单，提成就比一个月的工资多了。用药，也是越多越好越贵越好。“卖药”越多奖金越多，尤其那些价格昂贵的大处方超大处方开出以后，医生除了在所在科室能分到更多的奖金，还能从“医药代表”那里在拿到一笔很不错的回扣。医院用“现金”直接诱导医生在医治患者的行医过程中，首先关注的是钱，如何把病人钱包里的钱“抢”到自己的腰包里来。病人的健康和利益不再是医生首先关注和维护的问题，而是医生刀箸下的鱼肉。许多医生每开出一张处方和化验检查单，都在自备的小本子上记下来，到月底凭此跟医院结账“兑奖”。
徐羽军汪瑞芳等人的这种改革方案一出来就遭到所有医生的质疑。很多医生在医生办公室大声呵斥这是逼着医生学坏，逼着医生变成“医商”，这是“逼良为娼”。可是徐羽军孟智龄汪瑞芳等院领导，并不介意医生的内心感受，继续强硬贯彻推行薛桂华徐士清设计的的改革计划，大力推广以经济效益评价衡量医护人员的工作业绩，用“经济杠杆”促进医院的改革。“创收”成了医技科室医务人员工作第一目标。赚钱少的科室病区，在医院的院周会上会受到徐院长的奚落甚至羞辱。从此，医生的职业道德的底线被冲垮崩塌。自古有“白衣天使”之称的医生成了“白狼”，医患关系开始走向对立矛盾尖锐。
卫生局长薛桂华书记徐士清自己也没闲着，以身作则“创收”。这两人以卫生局的名义开办皮包公司，三十年前开办公司是很潮流的事情。他们让市属各医院拿钱“出股份”，各医院院长都成了他们公司的董事、监事。把药厂原本直接卖给医院的药品和医疗器械，先卖给他们的公司然后转手加价再转卖给各医院，一下子就把药品和医疗器械价格抬高，增加病人的经济负担。薛桂华徐士清以及各位院长书记，这些董事和监事既是卖药的又是买药的，自己卖药自己买。把药价炒上去了，直接受害的是病人。薛局长的公司集资倒卖药品的收入，并不是“分红”给各医院，而是局长薛桂华徐士清以及各位院长书记们自己分了。这种弱智荒唐的故事，不是“天方夜谭”。
更为荒唐的是，薛桂华徐士清这些局领导，一边推行他们的改革方案，一边装模作样高喊病人是上帝，把病人利益放在首位，还年年搞“白求恩杯医德医风竞赛”，一边自己领头明目张胆倒卖药品哄抬药品价格损害病人经济利益，还把组织上的荣誉和利益当做私人“红包”私下赠予。名义上说是第一医院第二医院经济效益创收成绩显著，把“全国优秀院长”头衔送给一院院长徐羽军、把“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劳模”奖章送给二院院长张新年。真相是，薛桂华局长的丈夫夏学礼在一院，此人不学无术，根本不能胜任工作，但是一直受到徐羽军照顾。二院院长张新年，无论医院发奖金还是逢年过节分发福利，都首先给薛桂华徐士清等局领导每人送一份过去。
直到今天，医生收受红包和药品回扣现象并没停止，而是愈演愈烈。外科医生姜鹏、时开网、李义生等人的红包，“起步价”都上万了。内科医生朱明在科室公开说去大酒楼夜总会唱歌桑拿按摩消费，就靠药品回扣了。陈绍良王黎明身兼医院副院长的外科主任医生研究生导师，并不是以身作则廉洁行医，而是肆无忌惮地瓜分药品和医疗器材的回扣。陈绍良为首的心血管支架的小组，每个心血管支架几千人民币，其中三分之二是回扣给他们几个医生了。钱，成了这几个医生的工作动力，无论病人是确实需要安放心血管支架，还是可放可不放支架的病人，甚至完全不需要安放支架的病人，统统都给安置上支架，本来只需要安放两三个的，他们要趁机多放置几个。他们干劲十足，每天能“卖”几十个一百多个心血管支架。这里值得一说的是，医生和病人这种“商业交易”关系，是个不平等不公平的“商业关系”，因为病人不懂得医学，不充分了解“商品”的价值价格，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这种商品。而且都是性命危急泰山压顶，几乎对“商品”不知情的情况下，屈从医生的“兜售”。这种现象几乎在医院各个角落都有。而这一切，都是在医院院长和党委“眼皮底下”干的，都是光天化日在他们眼前干的。
我们都是医生，我们是三十年来医院改革的亲历者，回顾对比分析国内医院改革的历程和医患关系。我们对医院的现状痛心疾首，我们要发声，我们希望目前的现状不能再继续下去。我们要大声疾呼，要真正全心全意为病人切身利益作想。医生，需要一个健康的心理环境，一个健康的工作环境。我们衷心希望党和政府正本清源，彻底肃清三十几年来薛桂华徐士清徐羽军等人灌输给医生错误的“洗脑毒素”。人类医学史上这段以执政党和政府的名义把医生诱导甚至强迫变成“医商”的一页，最丑恶最肮脏的一段，是瞒不过去的。我们这一代人，我们这一代亲历薛桂华徐羽军所谓改革的当事人和受害者，有责任给历史一个澄清，给社会一个交代。
如果党和政府真的要恢复和重树医生的良好职业形象，恢复良好和健康的医患关系，真的要为全社会谋福利，必须有壮士断腕的勇气，从根本上施行刮骨疗毒式的治理。正如医生在治疗一个脓包，不能在脓包上贴上光鲜漂亮的膏药。而是要切开脓包，清除脓液毒素，刮除坏死腐败的烂肉，然后再使用适当的药物。决不能投鼠忌器，不能讳疾忌医。
如何对待眼前医务系统荒诞和肮脏的一面，虽然这不是主流。但是，三天两头出现的“医闹”，说明目前的医务系统已经到了非整治不可的地步了。仅靠法律手段恐吓医闹，而不从根本上去除医闹的病根，医闹是不可能被制止的。党和政府不能幻想把整治医务系统的棘手工作移交给下一届党委下一届纪委下一届书记下一届李强蒋卓庆。历史没有下一届，社会没有下一届，我们，没有下一届。我们等了好多年了，直到今天，上述不健康现象依然如故甚至越发严峻。我们不想沉默下去，我们不想继续等待。如果党和政府不作为，我们，替天行道。上述各种现象，我们有不全面的不系统的调查数据，肯定跟以党和纪委名义下组织的调查数据会有很大出入，但是，我们的数据已经足以能够说明事实真相。如果，几十年来我们信任依靠的党和政府不作为，对我们的声嘶力竭的呼吁置若罔闻，那我们只能通过盘根错节的海内外同学校友的微信群，把我们的公开信翻译成各种文字，转发给一切愿意发布我们公开信的任何一个媒体，我们只能希望从外面传来的声音把你们惊醒。
我们也相信党和政府在清算薛桂华徐士清徐羽军这段荒唐改革历史时，也会一笔一笔旧账慢慢算。薛桂华徐士清徐羽军汪瑞芳孟智龄张新年等人，当年他们也曾都是临床医生，也是受白求恩精神教育长大白衣天使，也都是党员干部。可是他们设计的改革方案是以坑害病人，让医生获取不义之财为目的，我们要问问当时他们是怎么想的。
我们要大声质问薛桂华徐士清，你们私自开设医药公司，用医院集体的钱开公司，盈利所得却自己私下分了，明知这么做是故意抬高要价损害病人利益，可是他们义无反顾地做了。
我们要如质问薛桂华徐士清，一边诱导甚至迫使医生把病人当成“商业客户”，一边高喊病人是上帝，每年还装模作样搞白求恩杯竞赛，“又做婊子又树牌坊”。······。
我们要质问本来是第一医院医生后来成为药贩子的田军和杨萍，每月从他们手上回扣给医生的钱，那都是饱含病人血泪的钱，究竟有多少。用田军自己的话说，这些年从他手上回扣出去的钱，数以千万。数以千万啊。
我们还要质问镇江江滨医院副院长钱炜，身为共产党员，怎么一夜之间就成了基督徒，不仅生活中耶稣基督不离口，甚至工作中跟病人也“感谢主的荣耀”。每个星期天都不辞劳苦从镇江赶来南京去教堂，接受他的“主”的精神洗礼，把党和人名给他的工资甚至病人的红包向他的上帝表忠诚。这是共产党人信仰危机最典型的例子。这个人不仅是典型的“裸官”，老婆孩子都在加拿大，其实他本人也是加拿大公民。
还会质问省中西医结合医院老年科的徐重白，每次跟科里同事在瓜分药品回扣时都要起纷争，与同事关系剑拔弩张。
这些医生，都是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学长，有些曾是我们的同事我们的老师。但是他们给我们做了坏榜样。
三十年来，南京市医务系统改革后的现状，是人类史上最肮脏最荒唐的一段，以共产党和行政组织的命令形式，组织强迫全体医务人员，以坑害病人为手段，已达到谋取私利为目的。全世界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任何一个角落，都不曾有过这种现象，可是这种现象，依然存在于南京市第一医院。
南京市第一医院张旭
二○一六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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