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时间，就像北京到天津的一张动车车票，还没有坐稳，就已经到了。
如果不是网络关于汶川的十年纪念，我们都会忘记数算日子，也不会惊讶，岁月这把杀猪刀，在自己身体上留下的痕迹。
那个懵懂的，不谙世事的文艺青年，不知不觉中，如今已然物是人非。而汶川地震，也曾是我青春路上的一个羁绊，这十年祭，也让我记起了十年前。
2003年
2003年，我开始在京城做律师助理。当时，北京的天还很蓝，我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办公地，几乎是北京最高档的写字楼。
那时，无论是自己还是律师事务所，核心目标只有一个：赚钱。
律所老板是个福建人，极具有商业头脑，把律师事务所当做公司来经营，办的红红火火。他确实有过人之处，三十五岁出头，已经深谙世故，每天向我们传授着把客户兜里的钱赚到自己兜里的各种“经验”，我们的客户定位也很清晰：大企业、有钱人……。
刚开始做律师，赚的钱少得可怜，但买的西服和领带却很贵，白天光鲜亮丽的工作，晚上却住在东三环的一个地下室里，阴暗潮湿。
每月500元房租，已经是工资的一半支出。
前几天网上红火的炫富女律师，正是很多初做律师所向往的。希望服务大客户，必须自己看上去是个成功的人，所以，就各种装......
我也确实有做律师的“天赋”，加上年少轻狂，初生牛犊不怕虎，什么业务都敢谈，什么都敢做，学习能力也算强。很快，我手里就有了很多的“大客户”，我也搬离了那个地下室，每天忙得不亦乐乎。
服务于大企业，赚高额的律师费，是多少律师成功的标志。
那时候的我就是这样想的。
但，这真的就是我要的律师生活吗？
2005年
2005年底，发生了一件事，让我发生了改变。
在陕西南部的一座大山里，有一个教会过圣诞节，这个全世界都可以过的节日，却被当地警察以非法集会的名义，把人带走拘留，没收了财产。
并且，不允许他们以后任何聚会。警察称：谁聚会就抓谁。
这里的基督徒实在没办法，希望找律师打官司。
通过各种关系，终于联系到我。
陕西的大山里的一个小县城，交通极为不便，先坐飞机，然后火车，最后汽车才可以抵达，路上就要折腾两三天。
这一次，小县城的公安局，遭遇了该地区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的行政诉讼，公安局被我们告上了法庭。
而这对于我，也是第一次。
山高路远，几次长途跋涉往返陕西。终于等到了案件开庭。
开庭那天，法院却大门紧闭。整个法院当天居然全部不办公。
我就呆在那里等，忽然过来一个小伙子。他告诉我：当地的政法委书记找我们谈话。
一个行政诉讼，尽然可以惊动当地政法委书记，这是我这个毛头小子没有想到的。
我胆战心惊的去见书记。
至今，我依然记着书记的表情：高高在上，自以为是，一副官老爷的做派。
他很直接的告诉我：1、 这个案子法院不开庭审理了。2、我们不可以做他们的律师。
人年轻的时候就是无所畏惧，血气方刚。我马上回应：1 、宪法规定：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个人干涉，这事你没权力管。2、我是北京律师，你也无权管辖，我只接受北京司法局管理。
我年轻时，有一种怪诞的爱好：背法条。很多法条谙熟于心，可以脱口说出。那些枯燥的法条，我可以感觉出诗歌一样的美感。
这时，这种怪诞的爱好就显示出优越性，书记被我惊得一时没合住嘴。
很多年后我才意识到：律师会成为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法律本身就是包含着一系列理想主义的规则，它让我们只能距离那个美好的世界越来越近，却永远无法抵达。
法律课本的法律和实际运行的法律，永远是平行的两条线，他们看上去会在远方交叉为一点。但那个点可以看到，却并不存在。
一个地方的书记可以决定法院是否开庭审理，也能决定我们是不是可以做律师，这在法律课本和法律条文里，你永远都不可能找到依据或案例。
我就像一个被欺骗的孩子一般，惊讶的听着这样的训话，也像那个说皇帝没有衣服的孩子一样，坦然的说出自己看到的真实。
敬酒不吃吃罚酒。
很快，我接到了北京的律师事务所的电话，要求我们迅速回京，向司法局汇报此事。
可以管我的部门果然适时出现了。
好在，北京的律师所和司法局并没有太难为我。
接待我的是一个年龄大的长辈，慈眉善目，劝我注意安全，我还送给她了福音单张，邀请她参加我们的聚会。
但这个案子，确实就此了结了。
从此这个案子就真的没有开庭。
2008年的汶川之行，再次成为我职业的转型。权利和自由的战斗常常显得如此无力。
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的诘问：为什么苦难总是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循环往复？我们的国家的命运，民族的未来到底在哪里？
这个看起来没有结果的官司，却也有了另一种好结果。那就是，当地公安局，再也不敢因为基督徒聚会而随便抓人了。他们也并不愿意吃官司。
这件事，让我开始重新反思自己的职业，整日里挖空心思的寻找所谓大客户，大企业。是否真的有意义和价值？
在北京的亭台楼阁、富丽堂皇之外，明明有着另一番司法场景。这场景才真正的记载着这个时代的法治现状，在那里，记载着权利、自由与公权力的相爱相杀的惨状奇景。
也只有在那里，才是一个律师的真正战场，律师才像一个律师。
这件事，让我重新定位自己作为律师的价值，律师应该是一个战士，为了自由和权利而战斗。
那时，与同行朗读耶林的名篇《为权利而斗争》，常常泪流满面。
这之后，我走进大山、边疆、异族，为基督徒辩护。
走了很多路，吃了很多苦，也蒙受了很多的祝福。
依然记着，那个陕西大山里的教会，会拿出一年储备的好东西给我吃。那个腊肠的味道，缠绵在记忆里好多年。
我的收入依然不高，但总有一份爱，在路上。
2008年
这样，日子就进入了2008年。
2008年是一个值得中国纪念的年份，这一年，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
五月
五月份发生了汶川大地震，地动山摇，举国关注。
天灾难免，人祸难容。
地震引起大量校舍倒塌，民间统计：坍塌校舍12300所。
砸死很多的孩子，具体砸死多少孩子，至今都没有一个权威的数字和名单。
在北川，据说只有刘汉投资建的希望小学没有倒塌，因为这个学校是自己派人监工，监工极其认真负责。
坍塌的校舍被指是豆腐渣工程，一个个小生命还没有开始绽放就消失了。
地震后，为了救灾，我去了四川。
到汶川第一站要先飞往成都。成都是个神奇的城市，下飞机后，你几乎感受不到灾后的悲痛。
网络世界和真实的世界如同地球的南北两端，同一个时间，却总是不同的梦想。
余震不断，跑来跑也很麻烦。于是，成都人索性把家里的麻将搬到了户外。
大街小巷里噼里啪啦的搓麻将声，丝毫想象不到这里刚刚发生过大地震。
我去的时候，北川已经进不去了，路破坏了，来自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志愿者却都往那里赶，很长一段时间北川禁行。
北川周边的都江堰、绵阳、什邡都受灾严重，尤其是校舍。
在什邡附近的一个县，地震后，政府大楼几乎没什么损害，只是外面的有些围墙有些倒了，而仅仅距离这个大楼百米的一座学校，却全部坍塌，孩子被压在了下面。
当地人知道我是律师，几个家长拉着我向我哭诉，他们在学校的废墟上摆放着花圈，问我这个事能不能打官司，我呆呆的在废墟上坐了好久，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们。
这事，我帮不了他们，但作为志愿者，我成为孩子们的临时老师。
图为：10年前的我和孩子们
很快，我连那些孩子的家长都找不到了，因为关于死孩子的事情，“有敌对势力潜入”，不让对外人说……。
一位叫做谭作人的成都人，对校舍问题做了详细调查，并撰写了民间调查报告。
但是，提出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提问题的人被解决了。2009谭先生入狱，刑期五年，罪名自己百度吧。
日本是常发生地震的地方，他们的救援队来了，说这是他们见过损害最大的地震。
那个校舍的废墟，实际就是一个巨大的坟堆，除了天灾，谁敢说没有人祸呢？
直到如今，我们依然不知道死掉孩子的名单，更没有人承担责任。
2008年的汶川之行，再次成为我职业的转型。权利和自由的战斗也常常显得如此无力，我们更需要思考这个国家的命运和未来。
在地震的悲痛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北京开始了奥运会。奥运会开幕式确实光彩夺目，一片盛景。
九月
紧接着，到了那一年的九月份。中国忽然出现很多结石宝宝，人们开始怀疑是奶粉的原因。
很快，几乎所有的中国人，认识了一个新的化学名词：“三氯氰胺”。
开始时，人们认为只是三鹿奶粉的问题。
但很快，受害人的指控扩展到了中国众多知名乳业公司。
这是中国乳业的一场大地震，中国一时间陷入了“奶灾”。
年轻的父母惊慌失措的通过各种途径购买国外奶粉。
事件爆发后，中国律师自发组成了百人律师团，帮助受害者维权。
我代理受害人对南山等乳业公司提起诉讼。
当然，这些诉讼也都没有开庭审理。
然而，这是中国律师，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以律师团的名义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百名律师向施害企业公开讨伐，南方报业追踪报道。
最后，三鹿奶粉宣布破产，22家国内的奶粉被要求下架。
这件事，成为之后死磕律师兴起的雏形。
几年后，各地以律师团的名义维权之事风起云涌。维权律师、死磕律师也曾一度风光。
当然，好景不长，如今那些律师已经七零八落，有些转行，有些隐退不知踪影，也有些进去了。
这两件事冲击着人们的良心，那一年，人们通讯工具主要是MSN，传播模式主要是博客。这两件事中，很多人MSN头像换成蜡烛，博客上发表诗歌，因为记述性文字会被删掉。
那一整年，网络上似乎总是蔓延着一股悲壮的气息。
十年前的这两件事，如同我心灵的两次地震。
我震惊于为什么如此大的灾难也终究无法震动国人的心灵，
震惊于法律常常显得那么单薄无力，
震惊于这个国家和民族的苦难之深重。
我心灵很多建设华美的房屋也坍塌了，这也彻底的改变了我原本的律师发财梦。
这之后，也开启了我十年颠破流离的维权生涯。
当时，温家宝总理提出：多难兴邦。
十年过去了，我多么希望：这些灾难真的成为这个国家问责、反省、悔改的机会。
我多么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平安快乐的在这片土地上生活。
然而，地震结束了十年，一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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