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上一封致父亲的公开信中，曾规劝父亲将重庆的唱红打黑上推到延安时期，将重庆作为发扬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民主、进步精神的旗帜；作为政治改革的特区。可惜父亲受党教育多年，最终还是以党和国家的大局为重，希望通过自己的检讨与悔过，能够将重庆事件对党和国家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希望能够以自己政治前途的牺牲，换来党和国家的稳定与和谐。
如今，党和国家的稳定，和谐，和面子确实保住了；父亲也付出牺牲了。但是，他们处理这件事情的借口和方式，却不仅仅是解决我父亲的问题那么简单，其完全可以用老谋深算，一箭双雕来形容。
他们可以只字不提头一天下午刚刚通过了一部前所未有的恶法，极端地巩固和强化了他们保护自己的手段。而在第二天上午，他们立即恬不知耻地释放出前所未有的所谓改革信号，借以一方面平息人民对恶法的深怨，另一方面也为借我父亲的事件达到他们的另一目的做好了铺垫。
他们释放的改革信息的做法，确实起到了极大的效用，甚至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期。对于渴求、期盼政治改革的人民来说，在这样的信息，确实足以使人欢欣鼓舞，忘乎所以。他们的这一招让人们忘记了他们的本质，使人们只知道去憧憬。但是，历史会再次证明，这又是一次精彩的表演而已。这次我特别关心在开会的父亲，因此特别关注期间的新闻。大家应该还记得政协发言人赵启正在政协开幕说过的两句话：一是改革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效（也即是说已经改得够好了）。二是必须深思熟虑，在框架下进行（也即是没希望了）。还有就是吴邦国的“坚持。。。特色的。。。”等等。
在虚晃了一枪之后，他们真招出来了。
首先是对我父亲的定性，这一点倒不出意外，因为父亲自己早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随时准备为王叔的事件负责。关键是他们否定我父亲的方式真是太高明了。他们搬出了人所共恨的文革复辟，扣在了父亲的头上。
实际上父亲从未想过要复辟文革，更何况以父亲的官位和号召力，根本没有这个能力和可能去发动一场文革。连当今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所倡导的“文化复兴”，都会沦为笑柄，何况我父亲？
众所周知，父亲在重庆的打黑，所触及人非富即贵，而受益的人是重庆的人民。所以会有重庆“官不聊生”之说。而在世界上能够“官不聊生”的地方，都是些什么地方？什么国家？华人世界只有令国人艳羡的台湾！如果对全国所有的省市级领导做一个公正的全民公投，我相信我父亲是最受人民爱戴的。
这才是他们最惧怕的！
他们怎能在一个民不聊生的国度，容忍一个官不聊生的地方存在？他们怎敢让一个比他们官位低的人更加受到人民的拥戴？这是其一。
其二，文革的根源在于至高的权威和狂热的民众。现在谁也无法再有当年的至高权威，但他们惧怕狂热的民众。当年是愚忠的民众，现在有可能是觉醒的民众。所以他们一定不能允许有任何狂热的觉醒的民众存在。而父亲在重庆的唱红，恰恰对民众热情的凝聚，起到了客观的巨大作用。
其三，自古巴巴渝之地，民风彪悍。如果加上一个深得民心的领导者，再加上一批觉醒的团结的民众。这对于一个日益腐朽的政权意味着什么？这怎能不让他们当以除之而后快？
由此不难看出，他们批我父亲只是一个托词，实际上是要借此除去他们的心头之患，为延续他们的政权扫平障碍，而他们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居然找到了一个莫须有的，但人所公愤的文革复辟的理由。而且与之配合的是勾人心魄的改革虚招，再由演技绝佳的人粉墨登场，真是让人叹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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