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执政后的第二次政策变局和民主运动的顶层运作
前言
中国是世界大国，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共不仅垄断政权，而且把持着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掌控着全部文化教育宣传机构，最重要的是，中共还掌握着全国的全部武装力量，所以，我们中国的民主人权力量面对的是有着空前绝后的硬实力的强大专政。
相反，迄今为止，我们中国的民主人权力量所能拥有的却只有普世价值、人心所向、以及正确的历史方向等等软实力或者说道义力量。
决定政治前景、政治命运的，通常总是政治上的力量对比，这种力量对比归根结底是由硬实力决定的。如《孙子兵法》所云：“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因此，以常规论，民主人权力量要按自己的意志在既定时间内尽快的化解专制实现宪政民主纯属痴人说梦异想天开。
但是，由于民主潮流作为客观规律不可阻挡，由于中国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上落在全世界的最后面，由于中国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和市民社会的走向成熟，现行专制体系的败落、式微已经朗如日月，因此“硬实力对比决定一切”的政治常规在今日中国的政治走向问题上已经无效。
正是基于此点，本文特提出“以民运的顶层运作完成和平转型重任”的基本方针。
一 中共执政后的第二次大变局
中共执政后已经有过一次政策大变局，目前则正被迫进行第二次政策大变局。
中共执政后的第一次政策体系，是以经济全盘国有化、计划化为基础，以政治经济一体化为特征、以全面恢复人身依附关系为手段的全面统制政策。
这一政策使毛泽东个人的大脑主宰着“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命运，导致了包括中共高干在内的大批臣民的非正常死亡，带来了国民经济的大崩溃，使整个国家处于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民不聊生官员伴君如伴虎的水深火热状况。
为此，处于绝境的中国不能不摈弃毛泽东那一套，重新寻找活路。
在这种情况下，面对中国会被“开除球籍”（学者当时做出的警世之言）的惨痛现实，以毛泽东御封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做出了第一次政策更新，提出了“改革开放”主张，强调“发展是硬道理”，要求“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说白了，无非是走俾斯麦之路，搞国家垄断的官僚专制资本主义。
这一政策使中国以透支未来、毁灭生态、牺牲民众利益和基本社会正义为代价，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基本解决了贫困问题，完成了市场经济转型，初步形成了市民社会格局，也造成了举世罕见的贫富两级分化，造成了官民之间的严重对立，造成了通常是国家社会最重要的向心力的意识形态体系以及社会道德体系的大崩溃，尤其是造成了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白热化，使“权力在手无所不有，权力丧失死无其所”成为写照。
在这种情况下，邓氏政策的正面效应已经释放完毕，其负面效应则积重难返无法收拾。
更重要的是，中共建政后毛时代和邓时代构成了“矛盾时代”，其政策的绝对对立使其建党的意识形态彻底破产，除了实利以外在观念上已经一无所有——他们已经没有（共产主义）理想，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原则，没有是非，没有理念，最重要的是：没有未来！
正因此，从毛泽东的外孙和邓小平的儿子开始，中共几代统治者的后代都已经逃亡美国和其他自由国家，中共大小官员都把不义之财偷运出国，中共高官无论多么反美一旦失势就设法逃亡美国以图偷生！
在这种情况下，新一代的中共掌门该怎么办？
这就涉及到中共领导人的另一面。
“矛盾时代”的中共领导人是作为“穷棒子”（毛泽东语）走投无路造反夺权从而侥幸坐进金銮殿的，因此他们的逻辑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是“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他们是打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从政的，而意识形态是不可分割的，这就使他们和政治对手之间没有妥协的余地。
经过坐享其成的“江湖时代”的淡化，到中共第五代接班之时，其领导人已经和“矛盾时代”完全不同，他们是和平时代依靠血缘传承甚至是社会生活的侥幸荣登大宝的，他们都已经有着亿万家资需要享用，他们都有子女需要继承父业，他们早已没有了“矛盾时代”的意识形态约束，这样，无论是从可能性还是从现实需要说，他们不仅是可以妥协的，而且，也只有妥协才能给他们带来历史的出路！
这种情况下，对中共新领导人来说，不仅必须进行中共执政后的第二次政策大变局，而且唯一的政策取向只能是承认普世价值，逐步回归世界文明主流，通过政治改革使中国向宪政民主制过渡。
与此同时，维护特权、维护既得利益乃至不被清算也是他们的本能。
这种情况决定了“和平演变”已经成为当局的迫切需要——一方面认可宪政民主制，一方面尽可能拖长过渡过程，从而使高度对立的官民冲突压力通过缓慢释放而消弭其能量，将“清算”之议化解于无形之中，以此确保在民主制度下仍能享受他们继承来的一些合法化了的利益。
二 新时代民运的五个阶段
中国的民主事业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尽管它早已在台湾结出了宪政民主制之果，在大陆却不能不从零开始，甚至从负数开始。
1957年的右派运动被镇压以后，“五四”精神在中国大陆就香火无继。经过毁灭文化的十年“文革”，中国已经成为文化沙漠。
1976年，以“下乡知青”为主体的“四五”运动爆发，由此开始 ，中共统治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民主志士开始承担起领导中国民主事业的历史重任。
“大时不齐”，民运是不能用公元纪年的年代（十年）做机械划分的，但是，从七十年代开始到今天，碰巧却大抵如此。
1 、从1978年持续到1981年的民主墙运动使当代中国民主运动正式登上历史舞台，这场运动的主角和领导者基本上都是被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上山下乡”政策驱赶到偏远地区去了几年因此反而逃脱了城市、机关、工厂、学校里全方位进行的洗脑活动的“下乡知青”，他们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没有文化、最没有知识的思想运动的领导者，但是，他们也是最富有民主豪情和献身精神的思想勇士，是冒着必死的信念走上社会为民主自由大声疾呼的敢死队员。
2 、1983年、1986年、1989年的三场学潮，是由大学生领导的民主运动。虽然历史上的“右派”如刘宾雁、王若望和方励之对学生运动起了很大的导向作用，但是，真正发起和领导运动并且在第一线奋战的还是热血沸腾的大学生们。这样，学生运动的长处和短处也都在80年代的民主运动中表现了出来——高潮到来激情四射，镇压下去鸦雀无声。
3 、1990年代，陆续出狱的民主墙运动领袖，和重新振作起来的学运领袖，终于汇聚到一起，相继发起了《和平宪章》运动和冲击党禁运动，当然，也相继再度被打压下去。由于被当局和社会生活隔离，90年代的这两场运动主要表现为少数精英的媒体运作。
4 、2000后的前十年，是中国社会市民化的关键时期，维权运动开始席卷神州大地。社会下层的街头反抗此起彼伏，底层民众上访形成规模，律师群体开始崛起，知识精英登高呐喊，体制内的呼应引人注目。与此同时，《零八宪章》的颁布吹响了向宪政进军的号角，使制度变革成为众望所归人心所向。
5 、2010年代，中国的民主运动已经呈全方位立体化发展态势，运动从社会底层到最高统治集团内部都已经无处不在，不仅中共喉舌搞“民意测验”也承认“90%以上的人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就是中共总理温家宝也开始公开表态！当然，2010年代才刚刚开始。
三 当今中国的民运形势
如前所述，当今中国的民主运动已经呈全方位立体化发展态势，形成了从低音部到高音部的大合唱。
但是，由于当局始终全面监控，全面打压，以此把它控制在其可以控制的范围内，这样，一方面，当今中国的民主运动呈全方位立体化发展态势，另一方面，各个层级、各个地区、各个领域的民主运动又被互相隔绝。
当然这种隔绝是相对的，但是，各个层级、各个地区、各个领域的民主运动即使有联系，也只是互通声气，彼此呼应，无法形成整体。与此同时，各民运力量的合法化程度大相径庭。
政治化程度越低，政治诉求越低，合法化的可能性就越大，如不少NGO已经注册，以及不少从事维权的律师事务所也合法存在，反之，政治化程度越高，政治诉求越高，合法化程度就越低，如CDP和《零八宪章》。这其中的过渡，是各种研究所和维权组织以及信息发布机构。
但无论如何，今日中国各种层次的民运团体都已具备，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特色，各个领域都有自己的诉求。
此外，越是温和理性的越容易找到立足之处从而迅速发展壮大，越是虚拟的越容易形成规模。
但与此同时，越是暴烈和非理性的则越能对统治者起到震撼和警示作用，越是实际运作越能使反对派在社会上凝聚起来。
因此低音和高音都是当今中国民主运动所必须的，但是，以“和平理性非暴力”为原则，坚定不移的要求实现宪政民主制的中音部成为主旋律，既是必要的，也是无法否认的现实。因为只有和平转型才符合最大多数中国人的最大愿望和利益，那些对民主转型具有决定作用的阶级和阶层尤其如此，所以，只要基本形势没有发生突变，和平转型就是时代的最强音。
四 当今中国民运需要顶层运作
一场伟大的运动必须有成熟的领导集团，成熟的领导集团必然与对手进行全方位博弈。
要想将中国导向宪政时代，必须有这样一个集团来进行高屋建瓴的顶层运作。
这种顶层运作，不仅需要大气度大手笔，更需要纵览全局的胸怀和眼光，更需要有创造历史的雄才大略。
当今中国民运的顶层运作，是在没有硬实力只有软实力的情况下，通过“以德抗位”的方式进行的。
在中国大陆，这是史无前例的方式。
但是，在台湾这却是成功的历史。
70年代前期，台湾和大陆同样看不到宪政民主制的踪影。70年代末，大陆民主墙运动产生了《钟声》杂志等一大批民办刊物，与此同时台湾出现了《美丽岛》。《美丽岛》被镇压后，《钟声》杂志给台湾当局发出抗议并声援《美丽岛》。1981年,《钟声》主编被判了8年，1986年,以《美丽岛》为先锋的民进党却冲击党禁成功。1998年，大陆冲击党禁惨遭失败，相反，2000年，民进党领导人通过大选获得执政权，在中华大地首创政党轮替。
大陆和台湾的以上对比令人深思。
但是，不仅台湾，其实东南亚各国和其他许多非洲拉丁美洲国家都是在70年代末发生民主运动，然后通过十几年到二十几年的努力取得成功的。
与此同时，中国大陆虽然没能民主化，却已经在经济制度上改弦更张，被迫放弃了公有制计划经济，实行了本质上和台湾以及其他任何转型国家无异的私有制市场经济，而这种经济是必然要导致民主政治的。
所以，当今世界无人不知：中国大陆的民主进程之所以滞后，只是因为专制势力太强大，但历史规律决定它只会滞后而不会有根本不同。
民主运动要达到建立民主制度的目的，就必须凝聚成足以和当局抗衡的强大反对派。
但是，此前其他各国以及台湾地区具备的那些条件在中国大陆几乎都不具备，如前所述，当局无法完全压灭民主运动后，开始将气力主要用于分割隔离各大民主力量体系方面，使其第一难以整合，第二没有直接针对最高当局进行的有效的高水平运作——《零八宪章》运动被压制就是证明。
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对顶层运作的价值、意义、作用、功能以及方式、方法、政策、策略的认识就特别重要。
什么是顶层运作？
顶层运作就是直接针对最高当局开展宪政民主制导向的最高水平运作，以此形成中坚、凝聚大众，以收高屋建瓴、统筹全局之效。
五 顶层运作需要社会精英的团结协作
“道之将行必成肉身”，历史规律需要人们加以认识才能成为社会理论和社会实践。任何思想创新都是具体个人的思维成就，把历史规律变为社会理论也同样如此。
但是，这种思想创新只有被一批有担当能力的精英接受并且共同奋斗，才可能转化为大规模的社会实践。
顶层运作观念之道亦复如此。
面对全方位立体化民主运动被严密控制于各个领域而无法成为有机整体的现实，仅有理论和学术上的泛泛而谈对当前中国民运的需要来说效用如何有目共睹。光有理论是无法取胜的，光有游击队也无法取得战略成就。没有一个中枢系统，就没有全局性的运筹帷幄，相应的，也就不可能有战略决战，其他的更谈不上。
顶层运作考量因此应运而生。
为此，需要通过和各方面交流以达成共识，要和各个战线的人进行沟通，要通过实际运作把当今中国主张和平转型的各路精英逐步吸纳进来，使反对派阵营在运作中不断有机整合并且发展壮大。
顶层运作的关键，在于我们自己能否以平稳、坚实、有效的运作，向国人、向世界证明它的英明、正确，并足以在当前条件下完成整合全国主要的反对派政治力量的历史重任。
没有人开辟这条道路，它就永远也走不出来，因此我们得开道，得走在前面。但是，单枪匹马孤军深入的走在前面是死路一条。需要能够凝聚有实力的各方面力量，让大家都来一起做。这就要求我们首先做好社会精英的团结协作工作。
这里说的社会精英，包括各大反对派团队的领导者，包括那些以宪政为目标的研究会，包括那些维权律师事务所，包括理论界愿意参加实践活动的人，包括从事各种实践活动的底层精英，也包括各界社会贤达。
当然，社会精英的参与不可能是齐步并进的，水流千遭归大海，百川入江各有时，顶层运作是一个开放性平台，它必须随时接纳八方豪杰，它没有门槛，它要以公平合理的规则力求人尽其才。
它的一切以组成一个强大的反对派顺利完成宪政民主制的转型的需要为转移。
2012.5.29
中国是世界大国，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共不仅垄断政权，而且把持着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掌控着全部文化教育宣传机构，最重要的是，中共还掌握着全国的全部武装力量，所以，我们中国的民主人权力量面对的是有着空前绝后的硬实力的强大专政。
相反，迄今为止，我们中国的民主人权力量所能拥有的却只有普世价值、人心所向、以及正确的历史方向等等软实力或者说道义力量。
决定政治前景、政治命运的，通常总是政治上的力量对比，这种力量对比归根结底是由硬实力决定的。如《孙子兵法》所云：“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因此，以常规论，民主人权力量要按自己的意志在既定时间内尽快的化解专制实现宪政民主纯属痴人说梦异想天开。
但是，由于民主潮流作为客观规律不可阻挡，由于中国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上落在全世界的最后面，由于中国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和市民社会的走向成熟，现行专制体系的败落、式微已经朗如日月，因此“硬实力对比决定一切”的政治常规在今日中国的政治走向问题上已经无效。
正是基于此点，本文特提出“以民运的顶层运作完成和平转型重任”的基本方针。
一 中共执政后的第二次大变局
中共执政后已经有过一次政策大变局，目前则正被迫进行第二次政策大变局。
中共执政后的第一次政策体系，是以经济全盘国有化、计划化为基础，以政治经济一体化为特征、以全面恢复人身依附关系为手段的全面统制政策。
这一政策使毛泽东个人的大脑主宰着“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命运，导致了包括中共高干在内的大批臣民的非正常死亡，带来了国民经济的大崩溃，使整个国家处于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民不聊生官员伴君如伴虎的水深火热状况。
为此，处于绝境的中国不能不摈弃毛泽东那一套，重新寻找活路。
在这种情况下，面对中国会被“开除球籍”（学者当时做出的警世之言）的惨痛现实，以毛泽东御封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做出了第一次政策更新，提出了“改革开放”主张，强调“发展是硬道理”，要求“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说白了，无非是走俾斯麦之路，搞国家垄断的官僚专制资本主义。
这一政策使中国以透支未来、毁灭生态、牺牲民众利益和基本社会正义为代价，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基本解决了贫困问题，完成了市场经济转型，初步形成了市民社会格局，也造成了举世罕见的贫富两级分化，造成了官民之间的严重对立，造成了通常是国家社会最重要的向心力的意识形态体系以及社会道德体系的大崩溃，尤其是造成了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白热化，使“权力在手无所不有，权力丧失死无其所”成为写照。
在这种情况下，邓氏政策的正面效应已经释放完毕，其负面效应则积重难返无法收拾。
更重要的是，中共建政后毛时代和邓时代构成了“矛盾时代”，其政策的绝对对立使其建党的意识形态彻底破产，除了实利以外在观念上已经一无所有——他们已经没有（共产主义）理想，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原则，没有是非，没有理念，最重要的是：没有未来！
正因此，从毛泽东的外孙和邓小平的儿子开始，中共几代统治者的后代都已经逃亡美国和其他自由国家，中共大小官员都把不义之财偷运出国，中共高官无论多么反美一旦失势就设法逃亡美国以图偷生！
在这种情况下，新一代的中共掌门该怎么办？
这就涉及到中共领导人的另一面。
“矛盾时代”的中共领导人是作为“穷棒子”（毛泽东语）走投无路造反夺权从而侥幸坐进金銮殿的，因此他们的逻辑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是“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他们是打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从政的，而意识形态是不可分割的，这就使他们和政治对手之间没有妥协的余地。
经过坐享其成的“江湖时代”的淡化，到中共第五代接班之时，其领导人已经和“矛盾时代”完全不同，他们是和平时代依靠血缘传承甚至是社会生活的侥幸荣登大宝的，他们都已经有着亿万家资需要享用，他们都有子女需要继承父业，他们早已没有了“矛盾时代”的意识形态约束，这样，无论是从可能性还是从现实需要说，他们不仅是可以妥协的，而且，也只有妥协才能给他们带来历史的出路！
这种情况下，对中共新领导人来说，不仅必须进行中共执政后的第二次政策大变局，而且唯一的政策取向只能是承认普世价值，逐步回归世界文明主流，通过政治改革使中国向宪政民主制过渡。
与此同时，维护特权、维护既得利益乃至不被清算也是他们的本能。
这种情况决定了“和平演变”已经成为当局的迫切需要——一方面认可宪政民主制，一方面尽可能拖长过渡过程，从而使高度对立的官民冲突压力通过缓慢释放而消弭其能量，将“清算”之议化解于无形之中，以此确保在民主制度下仍能享受他们继承来的一些合法化了的利益。
二 新时代民运的五个阶段
中国的民主事业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尽管它早已在台湾结出了宪政民主制之果，在大陆却不能不从零开始，甚至从负数开始。
1957年的右派运动被镇压以后，“五四”精神在中国大陆就香火无继。经过毁灭文化的十年“文革”，中国已经成为文化沙漠。
1976年，以“下乡知青”为主体的“四五”运动爆发，由此开始 ，中共统治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民主志士开始承担起领导中国民主事业的历史重任。
“大时不齐”，民运是不能用公元纪年的年代（十年）做机械划分的，但是，从七十年代开始到今天，碰巧却大抵如此。
1 、从1978年持续到1981年的民主墙运动使当代中国民主运动正式登上历史舞台，这场运动的主角和领导者基本上都是被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上山下乡”政策驱赶到偏远地区去了几年因此反而逃脱了城市、机关、工厂、学校里全方位进行的洗脑活动的“下乡知青”，他们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没有文化、最没有知识的思想运动的领导者，但是，他们也是最富有民主豪情和献身精神的思想勇士，是冒着必死的信念走上社会为民主自由大声疾呼的敢死队员。
2 、1983年、1986年、1989年的三场学潮，是由大学生领导的民主运动。虽然历史上的“右派”如刘宾雁、王若望和方励之对学生运动起了很大的导向作用，但是，真正发起和领导运动并且在第一线奋战的还是热血沸腾的大学生们。这样，学生运动的长处和短处也都在80年代的民主运动中表现了出来——高潮到来激情四射，镇压下去鸦雀无声。
3 、1990年代，陆续出狱的民主墙运动领袖，和重新振作起来的学运领袖，终于汇聚到一起，相继发起了《和平宪章》运动和冲击党禁运动，当然，也相继再度被打压下去。由于被当局和社会生活隔离，90年代的这两场运动主要表现为少数精英的媒体运作。
4 、2000后的前十年，是中国社会市民化的关键时期，维权运动开始席卷神州大地。社会下层的街头反抗此起彼伏，底层民众上访形成规模，律师群体开始崛起，知识精英登高呐喊，体制内的呼应引人注目。与此同时，《零八宪章》的颁布吹响了向宪政进军的号角，使制度变革成为众望所归人心所向。
5 、2010年代，中国的民主运动已经呈全方位立体化发展态势，运动从社会底层到最高统治集团内部都已经无处不在，不仅中共喉舌搞“民意测验”也承认“90%以上的人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就是中共总理温家宝也开始公开表态！当然，2010年代才刚刚开始。
三 当今中国的民运形势
如前所述，当今中国的民主运动已经呈全方位立体化发展态势，形成了从低音部到高音部的大合唱。
但是，由于当局始终全面监控，全面打压，以此把它控制在其可以控制的范围内，这样，一方面，当今中国的民主运动呈全方位立体化发展态势，另一方面，各个层级、各个地区、各个领域的民主运动又被互相隔绝。
当然这种隔绝是相对的，但是，各个层级、各个地区、各个领域的民主运动即使有联系，也只是互通声气，彼此呼应，无法形成整体。与此同时，各民运力量的合法化程度大相径庭。
政治化程度越低，政治诉求越低，合法化的可能性就越大，如不少NGO已经注册，以及不少从事维权的律师事务所也合法存在，反之，政治化程度越高，政治诉求越高，合法化程度就越低，如CDP和《零八宪章》。这其中的过渡，是各种研究所和维权组织以及信息发布机构。
但无论如何，今日中国各种层次的民运团体都已具备，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特色，各个领域都有自己的诉求。
此外，越是温和理性的越容易找到立足之处从而迅速发展壮大，越是虚拟的越容易形成规模。
但与此同时，越是暴烈和非理性的则越能对统治者起到震撼和警示作用，越是实际运作越能使反对派在社会上凝聚起来。
因此低音和高音都是当今中国民主运动所必须的，但是，以“和平理性非暴力”为原则，坚定不移的要求实现宪政民主制的中音部成为主旋律，既是必要的，也是无法否认的现实。因为只有和平转型才符合最大多数中国人的最大愿望和利益，那些对民主转型具有决定作用的阶级和阶层尤其如此，所以，只要基本形势没有发生突变，和平转型就是时代的最强音。
四 当今中国民运需要顶层运作
一场伟大的运动必须有成熟的领导集团，成熟的领导集团必然与对手进行全方位博弈。
要想将中国导向宪政时代，必须有这样一个集团来进行高屋建瓴的顶层运作。
这种顶层运作，不仅需要大气度大手笔，更需要纵览全局的胸怀和眼光，更需要有创造历史的雄才大略。
当今中国民运的顶层运作，是在没有硬实力只有软实力的情况下，通过“以德抗位”的方式进行的。
在中国大陆，这是史无前例的方式。
但是，在台湾这却是成功的历史。
70年代前期，台湾和大陆同样看不到宪政民主制的踪影。70年代末，大陆民主墙运动产生了《钟声》杂志等一大批民办刊物，与此同时台湾出现了《美丽岛》。《美丽岛》被镇压后，《钟声》杂志给台湾当局发出抗议并声援《美丽岛》。1981年,《钟声》主编被判了8年，1986年,以《美丽岛》为先锋的民进党却冲击党禁成功。1998年，大陆冲击党禁惨遭失败，相反，2000年，民进党领导人通过大选获得执政权，在中华大地首创政党轮替。
大陆和台湾的以上对比令人深思。
但是，不仅台湾，其实东南亚各国和其他许多非洲拉丁美洲国家都是在70年代末发生民主运动，然后通过十几年到二十几年的努力取得成功的。
与此同时，中国大陆虽然没能民主化，却已经在经济制度上改弦更张，被迫放弃了公有制计划经济，实行了本质上和台湾以及其他任何转型国家无异的私有制市场经济，而这种经济是必然要导致民主政治的。
所以，当今世界无人不知：中国大陆的民主进程之所以滞后，只是因为专制势力太强大，但历史规律决定它只会滞后而不会有根本不同。
民主运动要达到建立民主制度的目的，就必须凝聚成足以和当局抗衡的强大反对派。
但是，此前其他各国以及台湾地区具备的那些条件在中国大陆几乎都不具备，如前所述，当局无法完全压灭民主运动后，开始将气力主要用于分割隔离各大民主力量体系方面，使其第一难以整合，第二没有直接针对最高当局进行的有效的高水平运作——《零八宪章》运动被压制就是证明。
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对顶层运作的价值、意义、作用、功能以及方式、方法、政策、策略的认识就特别重要。
什么是顶层运作？
顶层运作就是直接针对最高当局开展宪政民主制导向的最高水平运作，以此形成中坚、凝聚大众，以收高屋建瓴、统筹全局之效。
五 顶层运作需要社会精英的团结协作
“道之将行必成肉身”，历史规律需要人们加以认识才能成为社会理论和社会实践。任何思想创新都是具体个人的思维成就，把历史规律变为社会理论也同样如此。
但是，这种思想创新只有被一批有担当能力的精英接受并且共同奋斗，才可能转化为大规模的社会实践。
顶层运作观念之道亦复如此。
面对全方位立体化民主运动被严密控制于各个领域而无法成为有机整体的现实，仅有理论和学术上的泛泛而谈对当前中国民运的需要来说效用如何有目共睹。光有理论是无法取胜的，光有游击队也无法取得战略成就。没有一个中枢系统，就没有全局性的运筹帷幄，相应的，也就不可能有战略决战，其他的更谈不上。
顶层运作考量因此应运而生。
为此，需要通过和各方面交流以达成共识，要和各个战线的人进行沟通，要通过实际运作把当今中国主张和平转型的各路精英逐步吸纳进来，使反对派阵营在运作中不断有机整合并且发展壮大。
顶层运作的关键，在于我们自己能否以平稳、坚实、有效的运作，向国人、向世界证明它的英明、正确，并足以在当前条件下完成整合全国主要的反对派政治力量的历史重任。
没有人开辟这条道路，它就永远也走不出来，因此我们得开道，得走在前面。但是，单枪匹马孤军深入的走在前面是死路一条。需要能够凝聚有实力的各方面力量，让大家都来一起做。这就要求我们首先做好社会精英的团结协作工作。
这里说的社会精英，包括各大反对派团队的领导者，包括那些以宪政为目标的研究会，包括那些维权律师事务所，包括理论界愿意参加实践活动的人，包括从事各种实践活动的底层精英，也包括各界社会贤达。
当然，社会精英的参与不可能是齐步并进的，水流千遭归大海，百川入江各有时，顶层运作是一个开放性平台，它必须随时接纳八方豪杰，它没有门槛，它要以公平合理的规则力求人尽其才。
它的一切以组成一个强大的反对派顺利完成宪政民主制的转型的需要为转移。
2012.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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