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本来指望韩寒出来领导革命的激进人士却愤怒了。
一时间，对韩寒的各种指责铺天盖地，他们原本对这个成为新兴传播工具弄潮儿的幸运青年寄予极大地期望，以为他靠和当局顶撞出了名，在这个中国向何处去的关口一定会挺身而出高呼革命，甚至投笔从戎跃马横枪，结果他却说出那么多四平八稳的话来，并且立即得到了当局罕见的高调赞许，于是乎，各种非议乃至谩骂都冲他而去，好像他突然从革命领袖成了叛徒。
这里，为避免给国内的被引用者找麻烦，不妨看看海外的说法。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1月05日 转载曹长青《从梁启超到韩寒》一文说：
“暴政的罪魁不是‘革命’本身，而是以‘国家、人民、民族’这些理直气壮的群体主義名义，摧毁个体、剥夺个人权利的指导思想。这种思维至今在中国深入人心，这才是令人脊背冰凉的恐怖。
如果说，韩寒那些讽刺小品文，起到了强化民众对当局的不满情绪的话，那么和这‘新三篇’所起到的凝固专制城墙的作用相比，真不知哪头力度更强。中国文化人的典型群体特色之一，就是不知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所以经常是一手举矛，一手执盾。由于‘盾’的背后是强大的政权，所以盾总能赢。
能引起中国一阵风潮的，从百年前错误思维的梁启超，到百年后混乱思维的韩寒；从能光明正大探讨（清王朝都比今天开明），到现在只能热讽冷嘲，一路退化至此，中国文化人还在高喊‘不要革命’，中国人不配民主。其结果，无论主观愿望如何，都在客观上成为专制地基的一部分。”
一个青年作家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说了点不赞成革命的看法，就被海外的革命家们大张伐挞，以此观之，似乎韩寒们才是革命的首要对象了，在革命尚还遥遥无期之时，革命已经如此嗜血，当其席卷全国之日，就更可想而知!难道中国国内言论空间的开拓，不正是靠了韩寒这种人的自由言论吗？难道韩寒这三篇文章不又给中国大陆的言论自由度一个有力的开拓吗？在此之前，当局何曾公开谈论过要对它们进行革命的问题？此文一出，革命上台的统治集团被革命的可能性问题终于正式走上前台，就连其魁首的那套假大空也没人在意了，从此往后，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摆在了官民人等面前，谁也无法回避，这难道不是极大的好事吗？当然，作者会说他已经号召革命有年，他才是先行者，但第一你不是在国内号召，第二你的号召不是时候，第三你的号召根本引不起当局和国人的关注。所以，你说得再早再多也不管用，韩寒的表态却具有爆炸性效果，哪怕对未来可能发生的革命而言，作用恐怕都不比你的倡导更小。对自然科学来说，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对社会生活来说，有时，说得是时候，是地方，是合适的人，也比什么都重要。
我们再来看看陈破空回应韩寒《革命终将来临》：“《要自由》一文中，韩寒向政府“讨价还价”，在新的一年里，“要求更自由的创作”，要求为文化、出版、新闻、电影“松绑”。如果官方能让这一步，韩寒承诺“不清算，向前看，不谈其在执政史上的敏感事件，不谈及或评判高层集团的家族或者相关利益，只对当下社会进行评判和讨论。”
听上去，像是一桩“交易”：我已经反对革命了，那你总得给我一点好处吧？此处，笔者暂不讨论自由是乞来的、争来的、还是天赋的这类大论题。仅祝福韩寒，但愿你的期待，不是一厢情愿（？）再说，“交易”的背后，莫不就是这么一句潜台词：如果你不给我这些自由呢，那么等着瞧，我就要清算，往后看，专门谈论你执政史上的敏感事件，评判高层集团的家族或者相关利益……
还是要造反，还是要革命，这才是韩寒血液中原本的基因，却偏要抑制自己，偏要打造一块“和事佬”的招牌。究其幕后，如果是因为受了威胁，而变得胆小，倒可以理解；如果是因为受了收买，而昧着良心，则诚为不值！”
陈先生的这种说法，是否过于把一个人对一件事的看法和其人格品质混为一谈了呢？过于热衷革命的朋友们，往往都有这个毛病，那就是一言不合拔刀相向，其结果，要么是一团散沙，走不到一起去，要么是形成新的一元化领导，最后走向反面。当然，从后文看，我觉得陈先生是个理性的人，但从历史来看，谁都知道在倡导革命的人中这种现象是广泛存在的。这也是为什么今日中国真正希望革命的人未必有多少的原因——不革命的话固然很糟，革命虽然可能很好，但通常会更坏！
陈先生尚对环球时报的这段话不以为然：“寻求中国渐进发展的道路其实是现实中国的‘最大公约数’”
对此他评价说：“好一个‘渐进发展’，得以让腐败集团从容完成洗劫国家资产、化公为私、并将不义之财连同亲属成功转移到国外的全过程。其间，提革命，岂不让权贵们心惊肉跳？所谓‘最大公约数’，不过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内部‘默契’，与13亿人共处的现实中国格格不入。”
在我看来，陈先生的话虽然不无道理，但是否也过于偏颇。历史的看，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是在绝对公平的基础上实现经济起飞的，就工业革命和资本的原始积累来说，英国曾有“羊吃人”，美国曾有黑奴制，其他国家也都遇到过这类问题。固然，时代不同了，何况中共是在搞共产主义破产之后回头来搞专制资本主义，他没有理由以此为由来自辩，但我们也要看到，一些问题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甚至是民主制度下也未必解决得好的。何况要解决中国的问题还必须从中国目前的国情出发，尽可能照顾好各方面的利益，尽可能的减少实现宪政的阻力，尽可能避免大混乱大动荡大流血。所以如果中国当局果真采纳“最大公约数”的宪政化原则，那又有什么不好？中共当年错误的走了劫富济贫之路，当今中国就应该尽力避免覆辙，把改变规则作为首务，使社会各方能从零开始。
我想，我们应该看到另一面：尽管王朝循环还在继续，历史终究有进步，绝非封闭式的循环或者甚至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倒退。
值得我们庆幸的是：并非所有人都在非黑即白、准确地说“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的对立思维中不能自拔。稍后，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反应应该说还是平和理性的居上风。多数人认识到，虽然目前的强权/贪腐/官匪勾结/基层政权黑社会化到了令人无法忍受的程度，但暴力革命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这就像一些病痛非常严重，却不能指望用外科手术一割了之，还是用内科方法保守治疗为好。就是陈破空先生的那一篇文章，也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对此，我们在本文后面还会提到。
这里，我们还要提及韩寒关于执政党大了本身就是人民的观念，这种说法当然不对，但仍然有些合理性。中共并没有搞全民国家全民党。但它是有史以来群众基础最大，特权人数最多的专制政权。因此，统治者的社会基础更加强大。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保守派”其实正是中共的社会基础，因为他们是中共政权的既得利益者以及自认为有期权者，这种人在当时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相反，高潮时期“造反派”的支持者一度占到百分之七十以上，当然，人们支持造反派并非造反派有什么治国利民的灵丹妙药，而仅仅是因为大家都对中共统治极其不满。几十年过去，中国国情发生了巨大变化，市场经济带来的两极分化使中国的社会结构趋于稳定，今天当局的社会基础因此明显收窄，因为有期权者已经大大减少。即使是如此，我们计算一下其可能的社会基础，还是达到10%到15%左右 。不管怎么说，这些人也是中国公民，他们的利益/态度/要求是社会变革必须考虑的。
所以，仅从社会反应来看，我们也不能不正视这样一个现实：尽管革命已经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大热门话题，但中国也绝非是革命迫在眉睫，绝非已经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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